疫情期间方方日记一出，我满怀期待想透过她的日记了解武汉的疫情。因为她身处武汉，用的是冠以方方自己的(虽然是笔名)名字而写的日记。而非文学创作的《狂人日记》的那种日记。我想这日记应该肯定是她亲历亲见的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肯定很高。

　　冠以自己名字的日记自古以来都是后人研究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必须采纳的重要资料。所以前人的这种日记记的都是自己亲历亲见的人和事，而非听谁谁说听谁谁讲之类的记录。无论鲁迅还是蒋介石的日记都是如此。所以他们的日记中记录的事可信度很高，研究历史的人均可直接当信史使用。不必花精力时间去考证。这一点我想方方是应该知道的。可我看了几篇方方日记之后对她的日记我是大失所望，当然也对方方大失所望。

　　第一失望是她在日记中记录的几乎是她听某某单位的朋友讲的。主要是医院的朋友和殡仪馆的朋友告诉她。这两种人容易让人相信讲出来的都是疫情实事。因一个是接触过的病人，一个则是接触因疫情病死的死人。我想方方要强调是听这两种人说并不是偶然或随便。如果她是为了让人相信她听来记入日记的都是疫情的真实而采用这种方式。那她作为文学家来讲是不够格的，是丧失了文学家道德底线和良知的。

　　当然如果她记录的都是她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亲临医院或殡仪馆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那又另当别论了。由此我觉得她用日记形式来写而又不遵守日记形式的严谨规则去记录武汉疫情是有目的的在麻痹读者。说严重点是有点心术不正。所以日记令我失望，方方也令我失望。

　　第二失望是方方作为知名作家又挂着湖北作协主席的头衔外加两顶文学奖得主的桂冠，在疫情爆发之初湖北省官员公开发布该病可防可控的消息时，她的反应是迟钝的。因为她没有运用她的影响力和一个作家应具备的敏感性去质问发布者。

　　可防，有防止的方法没有?有防止药物没有?有防止的技术没有?可控，是指在汉口区可控?还是在全武汉可控?全湖北省可控?全国可控?只要这样一问，发布者肯定是无言以对。那就有可能促使政府尽早尽快采取控疫的措施。避免国家后来造成的巨大损失。可她没有这种作为作家应具备的敏感度和洞察力以及胆识。所以我对她失望。

　　第三失望是疫情大爆发后，她没有践行一个作家应有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的神圣职责，没有孰轻孰重的概念，没有把救民于疫情之中，为疫情下的武汉百姓奔走呼号，向政府建言献策的首当重任放在第一位。而是躲在家里作有病的呻吟。用搜来的听谁谁说的，听谁谁讲的信息，蘸着死者的血写写所谓的"封城日记"，发发女人的忧伤与悲愤。或者是怨这怨那。

　　这是另一种吃人血馒头的方式。所以我不欣赏她，更对她失望。

　　第四失望是当有人批评她的日记时她暴跳如雷的失态表现有失女性的优雅和老人的宽容。有失作协主席的身份，有失文化人的雅量。她甚至摆出一幅脱了裤子打老虎的架式(脸也不要命也不要)怒斥批评她的人。扬言挽起袖子等着。而不是平心静气的摆事实讲道理。如果真理真在你手上那又何必如此失格呢!所以我对她很失望。

　　第五失望是她有文革扣帽子的情结。其实方方这个年纪的人深知文革时三子(辫子、帽子、棍子、)之害。可如今的方方却如法炮制，随意给不赞同她的人扣上极左遗劣、奴才，改革开放破坏者之类的帽子。欲把她的批评者置于"无耻境地"。这跟骂她是汉奸的人别无二致。评心而论方方出卖不了国家，批评她者也破坏不了改革开放。因为两者都没那么大的能量。方方有这种文革情结，我对她极度失望。

　　第六失望是方方视野狭窄、格局低下。她不认为这场抗疫就是一场战争，所以她说没有胜利、只有结束。不知道她是基于何种理由得出不能讲胜利的结论。按她的战胜疫情不能讲胜利的逻辑，那么那些为战胜疫情而献出生命的人就不能称烈士。疫情消除后就不能隆重的为那些烈士举行公祭，就不能为那些做出贡献的英雄举行表彰大会。所有的人都不能雀跃欢呼，庆贺胜利。不知道方方的这套逻辑是怎样构建起来的。

　　其实人类每遇大灾大难都有作家参与其中，用笔表达他们的爱憎、情感、抗争。

　　14世纪时意大利发生瘟疫，薄伽丘就用笔讴歌了爱情，十个年轻人因拥有爱而逃过了瘟疫的追杀。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围困列宁格勒三年，造成了几百万人的饥饿，几十万人因饥饿死亡。苏联作家在小说《饥饿》一书里颂扬了饥饿者高度的纪律性和团队精神。描述了战争、饥饿双重追杀下市民仍举办音乐会的欢乐场景。最终战胜了法西斯，取得了胜利。

　　与之相比方方日记的格局就小得多了。所以我对方方日记很失望，对方方更极度失望。

　　纵观人类社会建立秩序运行管理的手段、位次、无怪乎是道德→习俗→法律→政治→军事几个方面。就方方日记和引发的事件而言所涉及到的已经不仅仅是疫情群防群控的道德、良知或法律层面的问题了，而是国家政治的立场问题，是党的方针政策问题了。

　　当下的世界不要幻想着西方的仁慈与友善，也不要幻想着国内的某些文化人都理性高瞻。

　　说句实话，国内有极左幼稚病的人不少。犯新自由主义病的也大有人在。而西方一惯强调西方政治正确的传统人物更多。 自资本主义一套管理体系，价值体系建立起来之后，西方人的自我中心和优越感无处不在。从未因历史的演进而衰减。他们到处推行他们的政治正确，宗教正确，文化正确，经济正确，规则正确，军事正确。其目的是向世界宣告只有他们才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二战以后由于东欧的国家大多建立起西方人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秩序。西方世界更强调政治正确的重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唯我独尊。唯我正宗，唯我正确。大有不将这些新国家模式从地球上抹掉誓不罢休的气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的剧变就是明证。所以国内各色人等对当下指责的言论就必然成为西方拿来打压中国的榔头。而这种因幼稚而制造榔头或本很成熟则有意制造榔头的人，就不自觉或自觉的充当了西方世界打压中国的马前卒。我想方方这种层级的人不会不明白吧。按有些人的说法，如果不明白而递了榔头那是蠢，如果明白了还递榔头那就是坏。

　　所以方方日记事件和引发的讨论问题不再是道德或法律层面的问题那样单纯，而是党的思想、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不是上纲上线，这是实实在在存在于当下国内国外的事情。你以为西方热衷转载出版方方日记，是因为方方日记有文学价值和新闻价值或历史价值吗?这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完完全全是为了他们的政治正确在政治上打压中国、舆论上污化中国的需要。不信，你等着瞧。但是，已经不用等着瞧了，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共同奋斗下，我们是否能够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战，现在已经明朗了，已经有结果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大灾大难时会产生三等人：第一等，泰然面对，无畏无惧，不惊惶失措，积极应对精准施策，把灾难造成的危害降到最小处；第二等，吓破了胆，丧魂落魄，六神无主，呆若木鸡，任灾难肆虐；第三等，哀怨愤怒，哀中怨天，愤中骂人。指责天，指责地，指责人。非要找出一个承担责任的对象不可，似乎唯有他最清醒最明白最无责。我看方方就属于第三等人。所以我不喜欢方方日记，更不喜欢方方。（作者：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保利学校教师 杨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