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的去世，可能代表着一个研究中国的范式结束，即“理解中国”。现在美国的年轻学者总是先入为主，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不接地气、不够客观。

当地时间20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

21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发表推文称，“他是我们心中一位博学的学者，一个极好的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人表示诚挚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贡献。

得到两国民众深切怀念且高度评价的傅高义，究竟是怎样一位学者？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推文截图。来源：Twitter

“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

傅高义，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作为东亚研究专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新中产阶级》等著作。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而后，傅高义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东亚研究。1963年，傅高义出版了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让他声名鹊起。

傅高义还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31岁的傅高义被费正清选中，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他的中文老师是“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她在语音上要求很严格，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比别人教出来的水平应该更高一点。”傅高义笑着回忆说。

年轻的傅高义很快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是 Ezra Vogel，Vogel是个德国姓，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傅高义曾说，“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那时的傅高义，已下定决心将中国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此后50多年里，他对中国的观察从未中断。

1965年，傅高义在哈佛大学开讲中国社会，主要介绍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

傅高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中，最知名的当属《邓小平时代》。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他在思考应该做点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2011年，他倾注十年心血撰写完成的《邓小平时代》出版，此书被视为向西方客观介绍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重要著作。

《邓小平时代》一书倾注了傅高义十年心血。来源：GJ

写作这本书期间，四川广安、江西瑞金、重庆、太行山……迈入古稀之年的傅高义频繁奔波于中国大地。为了撰写这本书，他重走了邓小平曾经留下足迹的地方。参观历史博物馆、与亲历历史、和邓小平有过交集的人们交谈。虽然人们口中的邓小平不尽相同，但傅高义坦言，这种差异和多元才是让他着迷的地方。

傅高义不止一次地表示过，《邓小平时代》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美国人更了解中国。“美国人对中国人不够了解。在21世纪，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我至少去中国一次，发现中国人生活得越来越好了。”傅高义曾这样说。他生前最后一次访华是在2018年10月，其间他坐了一趟从北京到山东的高铁，并表示体验“非常好”。

一个范式的结束

对中国做过多年扎实而刻苦的研究，让傅高义赢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对于这样一位“中国先生”的突然离世，也让不少中国学者深感遗憾。傅高义的去世，或许是费正清以来一代美国东亚研究者的谢幕。

今天上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收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一位学者的邮件，得知傅高义去世的消息。他很震惊，因为一个多月以前，两人还在线上一起讨论美国大选的问题。

24年前，吴心伯和傅高义相识于上海。

中国有很多人知道傅高义是因为2000年出版的那部《邓小平时代》。却不知早在1996年5月，傅高义就亲自主持过一个研究项目，从政治、经济、安全等角度分析美国应如何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中国崛起”是那个年代美国国内最热的话题，而参与此项研究的也是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论文初稿完成后，傅高义带领美国学者们到中国与中方学者交换看法。在上海的研讨会上，吴心伯第一次见到了傅高义，那一年吴心伯30岁，傅高义66岁。

此后，他们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交往。在接受新民晚报的专访中，吴心伯说他对傅高义有着几点深刻的印象。第一，浓厚的中国情结。傅高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80年代曾到广东从事半年多的考察，研究广东的改革开放。2000年退休后花了十年时间写成《邓小平时代》一书。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但他对中国的兴趣和投入远远超过后者。第二，他研究中国不是从美国的经验模式出发，而是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傅高义经常说，治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容易，因此他特别注重研究中国如何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设计中国的制度，制定发展战略。这使得他能够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治理与发展。第三，以平等的态度与中国学者交往。傅高义向来注意倾听中国学者的见解，虚心地交换意见。

吴心伯（左）和傅高义合影。吴心伯 供图

傅高义十分关心中美关系，多次于关键时刻发声。

1969年，尼克松当选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建议改变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关系。

2019年7月，傅高义联合100多位学者写信给总统特朗普。《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该信以傅高义为首的几位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写。公开信指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发表之际取得百名学者的联署签名。此后，又有大批学者通过网络形式继续签名。

在回忆起这件事时，吴心伯感叹：“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傅高义的去世，可能代表着一个研究中国的范式结束，即“理解中国”。现在美国的年轻学者总是先入为主，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不接地气、不够客观。”

2018年12月，傅高义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演讲。吴心伯 供图

12月1日，傅高义在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上表示，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傅高义还表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当被问到用一句话评价傅高义时，吴心伯说：“交朋友。”

“在过去的20多年，傅高义一直和身边年轻的中美两国学者说，研究对方的前提就是去先交朋友，学习他们的文化，理解文化里的内涵，这一点非常重要。”

从历史角度审视问题

同样作为东亚问题专家，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吴寄南与傅高义曾有过三次交集。

“客厅不大，装饰得也朴实无华。”2001年4月，吴寄南作为访问学者，在傅高义位于哈佛大学的家中见到了他。

傅高义于1979年和2000年分别发表了《日本第一》和《日本还是第一吗？》两本著作。《日本第一》不仅讲述了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的历史，还从教育、企业管理、政府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其中的奥秘。

可日本经济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低谷。当时，业界开始质疑当初傅高义的分析和论断。2000年，傅高义重新审视了《日本第一》这本书后，经过持续多年、与时俱进的观察研究，又推出了《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

“我向他提问：‘您对日本第一的判断，现在来看存在问题吗？’他笑着说，‘我觉得日本骄傲了，一味延续固有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没有处理好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落后并不意外。”吴寄南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和傅高义的对话，傅高义给他留下了“非常直率”、“讲解深刻”的第一印象。

吴寄南与傅高义的第二、第三次会面都在上海。

吴寄南（中）与傅高义（右）合影。吴寄南 供图

“写完《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正在筹备他的下一本人物传记。为了搜集第一手材料，他在北京、上海等地辗转。”在上海和他接触的这段时间，傅高义作为学者的细致与认真，让吴寄南感触很深。

2017年，傅高义再次来到上海，当时正值中日关系的低迷时期。“傅高义当时对我们说，研究中日关系不能只看最近的几十年，而是应该将这段关系至于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本质。”吴寄南说，这种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审视问题的态度，给了他很大的启迪。

吴寄南家中收藏的傅高义作品。吴寄南 供图

“做研究一定要重视田野调查，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才能避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其次，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执着于一时、偶然的现象；此外，我们也不能仅关注一个国家，要有全球眼光，从国与国的关联中去观察未来的发展趋势。”吴寄南感慨，傅高义高尚的学术精神值得每一位学者学习。

撰稿 王若弦 杜雨敖
编辑 深海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