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还在意识形态这几个字没作为汉语传入国内时，中西双方日复一日的对峙就已开始，西方作为海洋文明，土地贫瘠，气候温湿 适合小国寡民地发展，因高等人民彼此日日见面，民主理念应运而生，后代子孙富有冒险精神，崇尚海盗文化，不扩张，进步，掠夺就会失去粮食物质支持，气候地理又经常带来瘟疫横行，不经意就会带来文明的毁灭，所以他们颤颤巍巍，创造崇拜虚无的上帝，抹平心理的创伤，发展出一套二元对立的原罪理论，在长久的征战中缓和民族根源的残忍好杀带来的不安，质问，审讯自我完成救赎艺术的同时发展人文理念，并继续以掠夺，杀戮为荣，这是根植于血脉源头的正义感情，因为不杀戮无以过活。（所以西方热衷于各种殖民模式，西方大国在全球制造战争冲突绝无半分愧疚，因为上帝会原谅他们。）

东方得天独厚的内陆大国地理环境发展小农经济足以自给自足，除非顶层建筑自己作死，无灭族忧虑，因无内部自生性毁灭忧虑，亦无精神信仰，文化继往开来，巅峰是唐宋，此后重复，甚至今不如昔，昏昏欲睡，闭关锁国，从过去的辉煌寻找安慰，“不思进取”是农耕大国的老调重弹，即使是文人的“蹈海”，“死谏”也是带有一种顾影自怜，舍我其谁犬儒主义的进取，困宥于儒释道人伦纲常历史的窠臼反复轮回。（自然禀赋决定了科技革命甚至资本主义都难以在中国萌芽。）

中国喜欢往脸上贴金，总是会说人有我有，人无我亦有（想不到挪威人也有此癖，老谋子奥运会创意中的活字印刷本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未想到北欧海盗竟说成是他们的。）动不动就说我们有五千年文明，说我们有四大发明，实际上是一种虚心在作祟。实质东西方文化观、历史观本就有不同，何必定要比呢。

著名学者杨叔子先生在招理工科的博士生时定要他们能背《论语》《老子》。他认为这两书当代人的宇宙观、物理学有惊人的一致的地方。老先生举例说克隆技术早在唐朝以前中国的《佛经》里就有描述，说明我们文化的先进性，实际上老先生举例不生动、亦不活泼，他如举孙先生一根毫毛化千万个小孙不更好吗。

中西方文化人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都要求个化解放，于是西方先有文艺复兴，后有启蒙运动，中国则有学者李贽反对神化孔子，看来追求自由平等是人类天性。

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处世方面又存在不同，如西方男士看来一女士会说“YOU ARE BE----”而女士会说“”THY”在中国人看来则显轻佻，中国人看见小男会说这小孩怎么怎么得好，而家长会谦虚地说小孩不好“哪里，哪里”虚伪之致。至于对于生命的珍爱，中西更是差异特大，西方人认为生命是第一的。日本投降时，麦克亚瑟将签字笔交给曾当过日本战俘的温赖特少将，正是对他所经受苦难的一种补偿。而中国习惯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说教，故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志愿军们，回来后，处境很不能用言语去叙说。谁对谁错亦难以判断。

在十三到十七世纪左右，中外出现了许多，为坚守理念而献身的志士，但中国理念的差异却不是同一含义。中国方孝儒为反对朱棣做皇帝，而为朱棣灭了十族，方是为了维护封建正统而死，死了只是欠了卫道士们的一点眼泪，概因无论谁做皇帝， 中国的历史依旧沿既定的轨迹前行，而布鲁诺则是坚持日心说而死，他坚持的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死后能唤起世人觉醒。等死，其价值几何， 一眼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