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波

吴门和松江文人多有相竞之心， 在论及家乡书法时， 常以“吾吴”、“吾松”称之。两地文人在夸耀本乡书法之盛时， 除罗列本朝有名书家， 将各自家乡的书家当作一个群体来看待外， 还挖掘历史上的有关书法人物， 将本乡书法的渊源与前朝著名书法人物联系起来， 形成一条观念上的、文本上的传承谱系， 以标榜本乡书法取法的正宗和传承的久远。

王世贞认为吴门书派由宋克开启， 而吴门书家无论取法宋元人， 还是取法唐人， 最后都归结到王羲之那里。松江籍文人则将松江派书法之源追溯到更远， 董其昌 (1555—1636) 在论云间书派时就将其传承谱系追溯到西晋的陆机、陆云， 他说：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 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 都不甚传世， 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 然欲突过二沈， 未能也， 以空疏无实际故。

对董其昌所言， 陈继儒 (1558—1639) 、张丑 (1577—1643) 等表示赞同， 认为陆机“当为晋初开山第一祖”，并对陆机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陈继儒在评论时也将明代前中期松江籍的书家作为一个群体看待， 含有明显的与苏州书家相较的意味。

这种地域书法相竞的风气在其他地方也有表现， 董其昌的弟子倪后瞻就曾对四川人推重黄辉书法的做法进行了抨击：

黄辉为蜀之先达， 其书逊董。今四川人夸之为明朝书家第一， 造“董逊黄”之语， 煽惑俗子， 以讹传讹， 信以为真， 甚至妄言右军、大令尚出其下， 种种可笑， 其初意只欲推重本乡之人以夸耀一时， 遂不觉蹈瞽目之诮。私意妄言， 安可费公论哉。

地域意识还在书法作品的鉴藏、装裱等方面有所表现。明以前将不同书家作品装于一卷时多是以时代为名， 罕有以地域来称名者， 明中期后开始出现以地域为单位， 将某一地域的不同书家的不同作品装于一卷或一册， 以地域名命名手卷或册页的情况， 如王世贞《书画跋》中即有《三吴楷法十册》、《三吴名士笔札》、《三吴楷法二十四册》、《吴贤墨迹》等名称。

另外， 也开始出现专收某一地域书家作品的刻帖， 如万历四十三年 (1615) 所刻的《金陵名贤帖》八卷以及天启四年 (1624) 海阳程齐所刻收吴中诸家正书的《澄观堂帖》六卷等。

地域书法之争还和南北的概念联系了起来， “南董北米、蜀黄黔蒋”一类以地域为分野的概括性称谓也相继出现。小地域书法观念演变为南北书法观念， 小地域的书法之争又演变为大地域的南北书法之争， 南方书家对北方书法多贬低。

除关注地域书法相竞外， 明人对历代书家风格的不同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明中后期的书学论著中， “派”、“书派”、“流派”等词出现较为频繁， 书法的流派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明中后期的著述中所提及的书法流派、书派的涵义， 在不同语境下有所差别， 但仔细分析， 会发现多数文人所提及的“流派”一词的涵义， 已由侧重于取法的渊源转向对风格的分析与分类上了。人们开始注重风格的差异与风格的独立性， 并将那些风格相同者归并在一起， 称做“某派”了。

这种以风格的相似来归并派别的叙述方式在孙鑛所作《书画跋跋》中有典型的表现。

《书画跋跋》卷一和卷二中以“派”来归并、概括风格相近者的论述屡见不鲜， 略举数例：“东海翁笔势飞动， 自是颠旭、狂素流派”、“子仁书行世亦不少， 第挂幅多， 大概亦是松雪派”、“夏太常补一卷是二沈余派”、“京兆于颠史不近， 狂僧稍近， 然取姿处多， 要非的派也”、“李太仆未能去邪去俗， 亦是詹、宋、二沈派”、“彦修书虽跳踉， 然骨力犹存， 总是素师余派”。

上述数例在运用“流派”一类词语时倾向于对类似风格进行归并和总结， 这种归并、总结， 表现出对书法风格的独立性与排他性的重视， 开始比较明显地以风格来划分派别， 显示出明后期文人的书法流派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