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协和著名的妇科圣手，人称“南王北林”之一的林巧稚医生，迎来了一位看起来非常平凡的病人。

就诊的女士剪着短头发，穿着朴素的灰色列宁服，看起来平凡而普通，身后跟着一位年轻女士陪同。

她的名字是李明。

她挂的是特等号，林巧稚看两个人都不像什么大富大贵的样子，还特意叮嘱：“以后没必要挂特等号，我也看普通门诊，都是一样的。”

女士客气地点头回答：“好的，好的”。

看病惯例要询问生育史，那位女士回答，曾经怀孕过两次。第一次，因为工作繁忙，无暇他顾，将孩子打掉了。第二次，孩子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林巧稚问：“后来又有过孩子吗？”

“没有。以后的环境更差，行军、打仗，身体又落下了病根。”

林巧稚经过检查，发现这位女士输卵管已经堵塞，她对这位女士说，“如果你需要治，我可以帮你疏通，有一定的可能还会怀上孩子。”

那位女士回答：“我都四十五了，不用治了，算了吧。”

病人意愿如此，林巧稚没有深劝。

可是林巧稚后来非常后悔。因为她终于知道了这位女士的真实姓名：邓颖超。

林巧稚后来还跟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提过这件事，说赵秘书，那时候我要知道是她呀，我非得说服她给她治，叫她生个孩子。

后来林巧稚作为著名医界人士，也和周邓夫妇打过几次交道，但时机场合不对，也难深说。她曾经找到机会，劝邓颖超，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没有接受。

邓颖超对秘书讲起这件事时候是这么说的，“没必要，不可能的，二十多年了，哪那么容易通的。没必要。”

邓颖超与周恩来并非一见钟情，更不是恋爱至上。当时年少的邓颖超对于婚姻抱着一种悲观的想法，总觉得“女性一结婚，一生就完了”。

可是后来在与周恩来的相识相伴中，邓颖超慢慢改变了这种想法。夫妻不一定是革命的阻碍，也可以是一同前行的同志，一起革命的伴侣。

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给邓颖超寄来了一封表白信，写在一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短短的一句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委婉而真挚，铁与血里盛开的玫瑰，革命者特有的浪漫。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东结婚。婚后，两人的生活还是以工作、事业、革命为主，没有因为婚姻而放弃革命活动。周恩来纪律意识极强，很多涉密的事情，他从来不在家里谈论，而邓颖超也从来不问。

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从家中离开赴九江，纵然一去就可能是生离死别，仍旧一句话也没讲。直到报纸上刊登出来，邓颖超才知道了丈夫去做了什么。

结婚后不久，邓颖超就怀孕了，当时邓颖超21岁，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想做好工作，所以自己偷偷买了药，将孩子打掉了。

周恩来知道之后，第一次对邓颖超发了火：“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而且你怎么可以把革命和生儿育女对立起来呢，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孩子们的生活更好，而且我们的革命也是需要有接班人的，你怎么可以把孩子说打就打掉。”

邓颖超也有些后悔，第二次怀孕的时候，比较注意营养，结果生的时候难产，痛了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也没有剖腹产，在使用产钳的时候，对孩子的颅骨造成了损伤，导致孩子刚出生就夭折了。

邓颖超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捡回一条命，本应该好好休养，但因“四一二”事变，大批共产党员遭到追捕，邓颖超不得不拖着还未恢复的身体，逃离广州。一路颠簸辛劳，伤了根基，后来再也没有怀过孕。

邓颖超其实不是不遗憾的。她总对秘书赵炜讲起那两个孩子，“如果还活着，比你还大呢！”

有时候她念叨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秘书安慰她，“您不是赛仙家吗？”她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如果早几年解放，可能邓颖超真的会接受林巧稚的建议。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当和平终于到来，有条件去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她已经四十五岁了。

不过，邓颖超也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幸福。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六个孩子，曾经提出要过继一个给兄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同意，说，“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们的儿女，何必非要过继到自己名下呢？”

她将无私的爱给了更多孩子。在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孩子失去双亲的庇护，邓颖超积极投身战时儿童保育活动，这项工作一做就是七年。

这七年里，她创建了53个保育院，收容了3万多名无人庇护的孤儿。这些幼儿在保育院里健康长大，他们都亲切地叫邓颖超为“邓妈妈”。

虽然邓颖超这一生没有留下自己的子女，但是她却用无私的爱培养、照顾、教育了无数的少年儿童。有一句古话，正是这一生的真实写照：上善若水，大爱无疆。

作者：柠檬

参考书目

《西花厅岁月》，赵炜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