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演进已历五千年之久，为并世其他民族所莫及。论其演进，可分三大阶程。

　　人生必有群，群中又必可分多数与少数。此多数少数，皆属重要。惟贵能密切相关，融成一体。此讲中国文化演进三阶程，即就此着眼，加以讨论。

　　中国为一氏族社会，氏族即成为群。在此群中，可分两大统。姓从女，乃血统。氏从男，以职业分，政治更其大者，是为政统。

　　远古不论。姑从唐、虞始。唐为氏，乃世业陶。尧为帝，乃为陶唐氏之代表。在尧之政府中，尚有其他氏族参加，于是尧之政府，遂为当时中国社会其他氏族一共同之代表。

　　虞亦一氏，应是掌管山泽禽兽。而此一氏族中出一舜，一时拥有大名。适遇洪水为灾，尧无法治理，乃重用舜。治水有效，而水灾尚未息，尧既老，乃不传位于子而传于舜。然尧子丹朱，虽不肖，必尚得保留一职位。

　　舜既为帝，乃封其弟象于有庳，可见舜亦代表一氏族。此一氏族，乃由舜而地位加高。但舜之为帝，由尧让之，而治水大功，实出于禹。舜之老，乃亦禅帝位于禹。而舜子商均，当亦保有一职位。是则尧舜禅让，虽为中国后世尊崇，认为政治上无可比拟之大德，实亦由当时氏族政权之情势中演出，非有人先标举出一禅让美德，而尧舜乃遵循之。换言之，此亦当时一自然形态而已。

　　禹继其父鲧治水，当又系另一氏族，掌理水事者。禹既完成此治水之大业，虽效法尧舜让位于益，而当时中国民众则群心拥戴禹子启，不拥戴益，此下遂又成为帝位世袭。此非中国人特意要一帝王世袭之政府，亦中国当时社会一自然现象所形成。

　　又如周民族奉后稷为始祖，但《大雅?生民》之诗，后稷有母姜嫄。又后稷之生，其时已有部落存在。特以后稷教民稼穑，而周人奉以为始祖。此犹如姜氏族之奉神农为始祖。亦如唐虞两氏族之奉尧舜为始祖。禹亦有父鲧，而夏氏族则奉禹为始祖。商氏族则奉契为始祖，但契亦必有父有祖可知。是则中国之氏族社会，虽重血统，但必重其血统中之贤者，是为道统。惟其重道统，不害于其重血统。血统属于天，道统属于人，此即中国后人所谓之通天人，亦所谓明天人之际矣。

　　夏商周三代，皆属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而西周封建，则更形特出。不仅分封姬姓，及其外家姜姓，又封殷之后裔，使其传统不绝。更又兴灭国，继绝世，把历史上所有诸氏族，只要其曾生贤圣曾有建树，对历史有贡献者，遍加封建。此等诸侯，则可以代表全中国社会各氏族，使政统与血统，更为密切相关，乃得称之为道统。

　　其实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以及帝王世袭，皆在此一道统中。而西周封建，其事成于周公，乃更完成此道统之大。故中国人必称圣君贤相，周公则尤是历代贤相中之极特出者。君相在政统中，岂非群中之少数。氏族则群中之多数。中国封建政治由氏族社会来，乃能便中国社会中少数全由多数出，而又密切相关，融成一体，由血统中创出政统，又由政统中完成道统，而使中国成为一封建一统之国家。此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一阶程。

　　今再综合言之。中国社会乃一氏族社会，而中国历史则为一人物历史。子贡有言：“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众恶皆归之。是以君子恶居下流。”恶有共同性。下流亦即社会之多数。善则有特殊性。圣君贤相，则必各有其独特处。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征诛，舜之孝，禹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公之大义灭亲，诛管蔡，以永奠父兄之业。上之如伏羲氏、神农氏，更上有巢氏、燧人氏，每一时代即以一人物作代表，每一人物即以一特殊之德性与其功业之成就为代表。下流多数，不足以代表历史。而上流少数，则必有其独特相异之德业。而此上流少数，则必出于下流多数，以为之代表。乃以代表一历史阶段。此又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一大特点。

　　西周东迁，为春秋时代，而往古政治一统之大业，则几于崩溃。其时则有孔子出。孔子当时所想慕者，乃为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换言之，孔子心中乃不敢为一圣君，仅求为一贤相。然终不得志，其道不行，仅开门授徒，成为一家言。此下诸子百家继起，其实皆遵孔子，多志为相，不志为君。迄汉代，而儒家定为一尊。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周公孔子并尊，孔子《春秋》亦列为五经之一。帝王治道，则必本诸经。其时则经学即为道统，其价值地位显然已超出政统之上。唐虞三代，乃由政统中产生出道统。自汉以下，则政统必尊奉道统。以前是圣君用贤相，此下则为君者必知尊贤相，乃得为圣君。君位仍是世袭，仍从血统来，但在政统中已不占惟一之重要地位。而相位则选自群臣，臣位则从郡国选举贤良，再由五经博士授业讲学中来。则当时政统已大部分出自学统，即道统，乃为政统中之更重要者。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可谓是中国文化进展之第二阶程。

　　中国自封建政治一转而为郡县政治，即血统不在政统中占重要地位之一证。而秦始皇帝不悟此义，乃谓政统中之帝王世袭此一仅存血统，乃可永继不绝二世三世以至于无穷世。汉儒明言自古无不亡之国，此即谓君位血统不常，与其招汤武之征诛，不如遵尧舜之禅让，于是遂有王莽之新朝出现。光武中兴，虽仍是刘氏之血统，而一朝君相大臣，则多出自王莽新朝之太学生。学统之更超于血统，此亦一证。

　　但政府虽已变为一道统与学统之政府，而社会则仍为一氏族社会，重血统。两汉士人进入政府，得一官位，必退而敬宗恤族，使一宗一族人尽得沾溉。此则政治上层少数，仍与社会下层多数有其紧密相系处。而自古代农工氏族外，又得学业氏族，即士族之创兴。亦不得不谓非中国社会一进步。

　　东汉自光武、明、章以下，政治渐衰于上，而士族则盛兴于下。降至魏晋，中国乃成为士族之天下。南朝如此，北朝亦然。自士族社会进而为士族政治。使社会多数进入政治少数之机会又益增。就中国文化大传统言，则仍不得不谓之一进步。

　　唐代再臻统一，而较之两汉，则又有进步。唐太宗随其父高祖在军中，其幕下即有十八学士，较之东汉光武中兴已过之。西汉开国，乃一平民集团，士人极占少数，更远不能与初唐相比。

　　其次则相之一位，唐代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出命令，门下掌封驳，君权已由相权代之，而相权分掌于多人。此亦显较汉代为进步。

　　尤其是唐代之科举制度，社会学人可得自由应考，进士地位远较两汉大学生为受人重视。此皆学统在政统中更得较高地位，社会多数又多得自由参加政府上层少数之机会而紧相联系。然论学术大统，则唐代之《五经正义》依然承袭两汉。而科举取士，则重诗赋。《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唐代社会乃为一诗家的社会。诗之为用，抒私人之情怀，发私人之哀怨，则有余。阐扬圣君贤相周公孔子之治平大道，则不足。两汉以下，老子之道已与孔子并盛。而唐代以同姓李之血统观念，亦并尊老子。佛法东来，唐代帝王亦多崇信。于是儒、道、释三教，已如鼎足之分峙。而周孔之尊，则唐不如汉，实有转趋颓势之现象。

　　于是有韩愈出而提倡古文，其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著为《原道》篇，又为《师说》。其时惟僧侣始称师，而韩愈则以为师传道自任。其言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又以排释老自比于孟子之拒杨墨。于是孔子之为师，乃更胜于其为相为臣，而渐脱离于周公。孟子则追随孔子。周孔同尊遂渐转为孔孟同尊。韩愈又为《伯夷颂》，则所重在野更过于在朝，为师更重于为君。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惟愈所倡导，其传继世即绝。下迄晚唐五代，学绝道丧，而中国乃陷于黑暗中。

　　宋与汉唐又不同。宋太祖乃以一侍卫长受军人拥戴，而黄袍加身。然其相赵普则曰以半部《论语》得天下，又将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宋代诸帝王，重士有过于汉唐，而《论语》一书之尊显，亦汉唐两代所无。胡安定苏湖讲学，朝廷取以为法，又聘安定主其教。欧阳修提倡韩愈古文，而王安石则曰愿学孟子，惟仍尊经，欲创为新经学。司马光则继《春秋左氏传》为《资治通鉴》，从史学通治道。则孔子地位自在汉唐诸君之上矣。

　　以王安石司马光之为相言，其地位亦远在其君之上。汉唐惟为君者信用其相，至是则不啻为君者乃尊师其相。王安石为经筵讲官，主坐讲，君则立而听。则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

　　但新旧党争，终使北宋陷于衰亡而不救。其时乃有周张二程理学家之兴起。盖道统既尊于政统，师道既高乎治道，则在朝不如在野。为士者既以师道自任，则在己之修养讲论，乃更重于出仕以从政。此乃宋代理学家之所异于汉唐儒，《宋史》特立《道学传》以别于《儒林传》，亦非无理。

　　南宋朱子承二程之意，定《论》、《孟》、《学》、《庸》为四书，为之作集注与章句，而四书乃凌驾于五经之上。治学者必先四书，乃及五经，于是孔孟新传统乃继周孔旧传统而代兴。在野之师道，乃始正式凌驾于在上之君道。此当可谓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之第三阶程。实可谓其乃由多数展演进向少数之又一进步。

　　然而周张二程既无救于北宋之衰亡，朱子象山亦无救于南宋之衰亡。元代乃以蒙古异族入主中国，在上之政统血统又大变。惟政治乱于上，而在下社会之道统则仍安定而无变。黄东发王深宁吴草庐皆以南宋大儒进入元代，而在野讲学，为一世之师。其出仕在朝者，刘静修盘桓不求进，尚受后人推崇。许鲁斋稍得意，乃受后人之鄙视。但鲁斋之在野，与众坐一果树下，有果无主心有主之语，则其人非无修养。元代亦定科举制，先四书，后五经，明清两代一遵无变，亦不得谓鲁斋无贡献。刘因谓由己而道尊，许衡则谓由己而道行。然元代诸儒则终多不应举。而书院讲学遍于全国，地方官到任必先赴书院听讲。此又道统尊于治统之一明确表示。专以此一端论，则元代亦已远胜于秦代之焚书，严禁在下之以古非今，以政统高驾道统而上之之所为矣。

　　然而中国人则终不忘其血统观，于是朱元璋乃以一小沙弥崛起，此非民族大义乎。但其招揽诸儒，则终亦不免君尊臣卑，以道统供政统之用。刘基得聘书，同时赐以剑，使任择其一。其他诸儒之受聘，亦多经逼迫。施耐庵为《水浒传》，在林冲武松诸人忠义堂一百零八好汉中，独于其元首宋江有微辞。而有王进，神龙见首不见尾，独在一百零八好汉之外之上。耐庵即以自喻。当时士人以道统犹当在政统上之共同观念，则由《水浒》一书而可证。然则即谓《水浒传》乃承两宋理学传统而来，亦无不可矣。

　　明祖废相，成为一君独尊，其事更要不得。而明成祖之为君，则更尤要不得。以灭十族罪方孝孺，其为君自尊，尤更甚于秦始皇帝。此下明代诸君，亦终难与宋相比。盖宋祖之登帝位，来自无意，一若天之将降大任。而明祖则从兵戎战斗中夺来，一若由己艰难占有此宝物，遂以滋其自尊之心。今人则以民族大义与平民为天子来看明太祖，则中国五千年历史惟此一人，犹当在汉祖开国之上。不求其内心，宜有此失。此则可见宋代理学提倡正心术之说，对中国文化之大贡献处之终为不可忽视也。

　　明代诸儒乃亦一承元代之风，以不出仕为高。吴康斋、胡敬斋隐于田野。陈白沙隐于海澨。王阳明独例外。然亦先遭龙场驿之贬谪，及其平宸濠之乱，而亦几遭不测。终以江西巡抚死于军事途中，未能一日重返京师。故其弟子如王龙谿王心斋，皆决意不仕，讲学在野。乃有李卓吾之徒，又成为儒、释、道三教同流之势。东林一反故辙，主张在野不当忘廊庙，而党祸兴，高忠宪亦投水自尽，而终亦无救于明室之亡。满清入主，重来异族之统治。

　　晚明遗老，亦率不仕。李二曲居土室，顾亭林则流浪，王船山黄梨洲皆隐晦以老，朱舜水则乘桴海外。政乱于上，学兴于下，较之初元，抑更远胜。

　　今言政统，则汉唐为盛，宋已衰，惟明代若差堪与汉唐相拟。此外则辽金西夏割据，蒙古满洲入主。宋以下之中国，不如宋以前。然言学统道统，则宋以后尤盛于宋以前。社会下层递有进步，中国依然是一中国，而旺盛繁华递有升进，亦一不可掩之事实也。

　　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言政统失于上，而道统则不得不保存在下。匹夫若较肉食者为多数，实则此等匹夫，更难得。亭林之意，乃主于大范围多数中养出此更难得之少数。君有君道，臣有臣道，职位既定，其道易知。匹夫在政治上无职无位，而天下兴亡，道大难知。道不行于下，社会无知无道，则一切无可言。此意尤值深切玩味。

　　清代顺、康、雍，治定于上。乾隆之盛，上比明代之嘉靖、万历。然而在下之学统，则依然一反在上之政统，乃有汉学宋学之辩。宋学乃朝廷科举功令所尚，重朱子之四书。而汉学则重返之两汉五经，而程朱转所轻。论其内情，则依然以在野争在朝，以道统争治统，以孔子之至圣先师争当代之帝王一尊，则依然是有宋理学之遗轨也。

　　西化东渐，乃有太平天国兴起，以耶稣为天兄，洪秀全为天弟，到处焚烧孔庙。今人亦以民族革命称之。倘其成，当又将下于明代开国万倍。曾国藩乃以在籍侍郎，发动湘乡团练，平其乱，维系中国文化，功在社会。孔庙犹存，道统仍传，此非曾氏之功而何。而今人乃以昧于民族大义责之。使曾国藩而亦从洪秀全，则复有施耐庵为《水浒传》，不知更将何以下笔矣。

　　下迄清末，康有为起于粤，章太炎起于浙，皆以书院讲学传统，一主今文经学，一主古文经学。要之，皆以社会下层之道统上撼政府上层之治统。而中山先生乃以成其革命之大业，创建民国。此诚中国历史上又一大进步。中山先生之辛亥革命，始可称之为一正式民族革命。既非太平天国可比，亦非明太祖之开国可比。中山先生之以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让之袁世凯，汤武征诛，继之以尧舜禅让，有宋理学家所提倡，中山先生正其人矣。洪宪称帝，北洋军阀擅权，政复乱于上。中山先生退隐在沪，创撰《三民主义》。虽其书只讨论政治，然首冠以民族主义，此即以道统驾治统之上。又称民有权，政有能，则民权虽在社会下层之多数，而责任则在上层政府之少数。不忘治统少数之重要，亦上承中国文化传统之理想而来。民生乃屈居最末，但非专指衣食物质生活言，乃指社会多数之人生言。而民族一义，则兼涵古人，属更大多数。而能明得此民族之传统大义，则少数中之尤少数，为最难者。故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就其先后，而可明其高下缓急之所在矣。

　　中山先生又于五权宪法中加入监察考试两权，考试权乃中国传统政治最高机能所在，使社会多数与政府少数紧密相通。政之能，即出于民之权者，其要在此。故中山先生乃主考试权，当不仅对被选者有限制，并对选举人有限制，此尤不失中国传统重视少数而必出于多数之精义。惟考试内容，则中山先生未作规定，此实汉唐以来中国政统上所讨论一最值注意之最重大一问题。

　　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诸篇，发挥民主政治之精神所在，其书尚在法国卢骚《民约论》之前。卢骚《民约论》仅本空想，而梨洲则根据中国传统史实。孔子以前，圣君贤相之相传，实即代表治统不离道统，实已是一种民主精神。秦汉以下，君为王室主，相为政府主。君位世袭，由氏族观念来。而政府中之相位，实即代表社会之民权。君不必圣，而相则必贤。周公孔子乃汉唐以下民众理想之所寄。梨洲《待访录》深斥明祖废相，为中国政统有失道统意义之最大一关键，乃一针见血之论。梨洲《待访录》又有《学校》篇，主张学校当为政统中公议之发源地，此一层汉唐以下诸儒所未发，而其论则从东林来。

　　今再进一层言之。学校为立国百年大计，应在政府上来领导政府，不应在政府下受政府之统制。即两汉太学已有此意。又学校为考试之本，而考试则为政府之本。政府成员来自考试，考试内容则定于理想之学校。汉武帝之表彰五经，罢黜百家，本之董仲舒之贤良对策。而董仲舒之得为贤良，则出于地方之察举。自察举演进为考试，唐代考试乃脱离学校而独立，此实为一大歧点。盖自汉末经魏晋南北朝，教育乃在世家，学统寄之血统。及唐代，考试盛而世家衰，无学校则考试何所本。宋代有胡安定兴书院，王荆公更新考试，此种精神，至朱子之定为四书，元代之更新科举制度，而后教育为考试大本之理想，乃有开始实现之端倪。晚明之东林书院，则为之明白作宜扬。梨洲此番理论，具体落实，有其明白之表现矣。但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顾亭林《日知录》谓，八股之祸，更甚于秦始皇帝之焚书。则考试制度须随时改进，学校制度亦然。此则有贵于大圣大贤之随时用心。晚清变法，依康有为主张，先废科举，而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中，又特设考试一权。其深识达见，超康氏为远矣。

　　故政府本原在于考试，而考试本原则在于学校。学校在野，为学统道统之发源。而考试则在上，为选贤用能之根据。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梨洲《待访录》一书，可谓已得其最要宗旨之所在。而其论学校，则可补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所未及。

　　今再明白言之。近代民主政治有总统，此即代替了古代之君位。有行政院国务卿，此即代替了古代之相位。民初有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争，实则君相一体，治平大道决非寄于一人，乃当寄于多人。唐代之中书省，如今之立法院。门下省，如今之监察院。尚书省，如今之行政院。合此三院，乃成一相位，而全部政府任务实已由此而定。此最可法。唐代之所缺，则在学校。中山先生又主宪政前先行训政。学校则当为实施训政之重要场所。

　　由上言之，学校地位之重要可知。政府属于少数，学校则属于多数。由学校培养贤能来组成政府，而政治公论仍当寄存于学校。此非一大可向往之理想乎。

　　西方文化主分，学校代表智识，政府代表权力，又有教会代表信仰。既无一共同之道统观，而政府治统，亦不能干涉学校与教会。学校教会分别成立。政府民选，乃由民间纳税人开始。恺撒事恺撒管，上帝事耶稣管，政教分离，不相合一。故西方实为一无统之社会。今则或统之于资本财富，或统之于政治权力与法律制裁，如是而已。无是非标准，则尚多数。

　　中国则必有统，血统本之自然，政统出于人文，而道统则一天人，合内外。由多数中演出少数，又由少数中演出更少数，而其更少数，又必回归于大多数，而为之作代表。若必如西方，必以选举为政治之基本，则孔子出而竞选，未必能胜于阳货。战国诸子出而竞选，亦未必能胜于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及苏秦张仪之徒。故中国人虽重少数，而少数必宗于道，而此道又必传于教以通于政。故孔子为至圣先师，乃为全中国人两千五百年来所崇仰为不可及。

　　依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首重民族主义。依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必尊考试制度。又依中山先生军政、训政、宪政之三阶段，于全国平定后，实行训政，则应重学校。道统终在政统之上，少数必从多数中来。权力非所重，道义乃其本。庶亦合于现代民主政治之大趋势，而不失为中国文化演进之第四阶程矣。

　　即以中山先生之在广州组成革命政府，然仍赴北平，与段祺瑞张作霖言和，盖亦以政治理想非一蹴可冀，故主政则必崇道，主让不主争。中山先生之北上言和，亦如其让位于袁，言教不如身教，中山先生乃得为现代中国政治界一完人，一表帅。行道尤重于主政，即中山先生一生之表现而见矣。岂必以掌握政权乃始得为行道张本。民族文化传统固如是，中山先生之躬行实践亦如是。天生德于予，中山先生其亦无愧矣。中国此下之希望，则终在于中山先生之道，岂不昭然乎。

　　若必一依西方，专以多数为重，必以选举为民主政治之正规，则亦当分教会与学校于治统之外，政教分离，乃始不致有大病痛。否则政权乃为社会惟一崇奉之对象，政统超乎道统之上，恐中山先生断无此意想。而中国五千年之文化传统，亦将坠地以尽矣。求变求新，从头做起，迎头赶上，五千年文化抟成之此一民族，永将不再存在，即民族血统而失之，其他尚何得言。

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