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周恩来总理朝着一位满脸皱纹、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的老人快步走去，拍着他的肩膀说道：“你今晚就不要去大灶上吃饭了，跟我走吧！毛主席想见你！”

这位老人见到毛主席才知道，原来这天是毛主席的71岁大寿。在场的除了周恩来、朱德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铁人王进喜。

老人受宠若惊，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小山沟里的农民，竟然能和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一起，坐在毛主席的生日宴上。

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还是一个半文盲，但他却受邀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会，甚至还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他就是劳作于农田之中，心系贫困农民，为山区农业生产发展贡献一生的“农民”——陈永贵。

陈永贵出生在山西昔阳县石山村，因为出生那天刚好是大年初一。在农村，大年初一得了个儿子，那可是天大的好兆头。

于是，全家人都对他的未来寄予了无限美好的期望，给他取名为“永贵”，寓意永远富贵。

然而，寓意再美好，终究敌不过现实。

不管父辈们多么努力，陈永贵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不久后，陈家又迎来了另一名男婴，这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时，陈永贵的父亲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把妻子和陈永贵的弟弟“打包”卖到隔壁县，把陈永贵的姐姐卖到昔阳县的另一个村子当童养媳；把陈永贵寄养到大寨村的一位农妇家里。

一个完整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了。

然而，即便陈永贵的父亲每天去地主家做苦工，依然难以为生。第二年，陈永贵的父亲在自家祖坟边的一颗老松树上，结束了自己痛苦潦倒的一生。

年仅6岁的陈永贵，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他靠着帮别人放牛羊为生。

光阴似水，弹指过。一眨眼，陈永贵长到11岁了。他先去找到了母亲，又去找到了姐姐。但母亲和姐姐的日子也并不宽裕，根本没办法抚养他。

无处可去的陈永贵只得又回到了大寨村，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只是在大寨人的眼里，他始终是个外乡人，直到他为大寨村做了一件“大”事。

1940年，日军占领山西，昔阳沦陷。当地的地痞流氓组成了一支专门替日军办事的队伍，横行乡里，还强行组织地方“维持会”为日本人效力，要求每个村必须选出一位代表。

做代表的这个人既要胆大又要聪明，当时的八路军也在这一带活动，能同时摆平两支队伍，这件事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

而且给日本人当代表，一不小心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全村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村里几个主事的思来想去，便把维持会“伪代表”的这个差事推到了外乡人陈永贵的头上。

陈永贵的“伪代表”没干几天，一个贩布的小商贩找到了他，原来这名商贩是位八路军。

陈永贵表面上给日本人当代表，暗地里为八路军通风报信，传递消息。大寨村的穷人们都视陈永贵为“大英雄”，他彻底在大寨村站稳了脚跟。

1947年，山西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只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一片萧条，解放军急需农民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农户之间的互帮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时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大寨成立了第一个互助合作组——好汉组。

好汉组共有9户人家，陈永贵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个个身强力壮，是农场上的一把好手，村里有什么奖励都会优先给到“好汉组”。

那些老老少少的单干户也想加入互助合作组，但“好汉组”的人嫌弃他们又老又小，出不了什么力。陈永贵二话不说从“好汉组”出来，成立了一支“老少组”。

“老少组”的成员老的老，小的小，没驴没马。但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老少组”的成员格外团结，充满干劲，谁也不愿意拖累整支队伍。

“老少组”的成绩甚至超过了“好汉组”。

“老少组”的成绩人人称赞，陈永贵在种地方面的才能初露端倪。

随着全国大规模推行农业互助合作，陈永贵的互助组人数也越来越多。1951年，全国发生重大干旱，种子不能及时下地，要种地必须去一担一担地挑水，但时令不等人。

陈永贵急中生智，为了增加劳动力，他号召所有女同志也下地干活。男同志挑水，女同志播种，总算没有耽误农耕。

第二年秋收，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部分土地打出了每亩500斤的高产。在当时的整个昔阳县都非常罕见，陈永贵成为了山西省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他作为山西省农业代表团的成员走出了山西，到天津参加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一次外出，陈永贵对农民如火如荼地大力兴办合作社，非常看好。

陈永贵回到昔阳，便跃跃欲试，要求兴办合作社。县里边的同志对合作社还稍有疑虑，但在陈永贵的坚持下，他们勉强批准了。陈永贵招来了四五十人，准备大干一场。

对穷人来说，办合作社是一件好事儿。但对于有生产积蓄的家庭来说，就显得有点不太公平，因为很多资源要忍痛割爱地拿出来。

陈永贵深谙其中的门道，他提议：只要加入合作社的土地，都按亩分红。

到了秋后，一算产量，合作社亩产247斤，比单干户多了一半的收成。陈永贵的合作社一下子引起了县里对大寨、对陈永贵的高度重视。

陈永贵的能力被大家看在了眼里，更被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看进了心里。

贾进才对自己的老婆说：支部书记应该是谁有能力就给谁干，我决定让给陈永贵。

大寨村因为地处太行山，地貌七沟八梁，不是旱就是涝。要想粮食保产保收，必须改变大寨的地理环境。陈永贵没日没夜地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很快大家达成一致：改造大寨。

1953年冬天，陈永贵决定将白驼沟改造成梯田。白驼沟是大寨七沟里最小的一条沟，是一个斜挂的山坡。

要想把白驼沟改造成梯田，需要筑24道堤坝。大寨人靠着一副肩膀两双手，一个镢头，一个箩筐，从山下起早贪黑地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

太行山区的冬天滴水成冰，但大寨村的村民们心里却是热情似火。他们仅用18天就完成了对白驼沟的改造，经过丈量他们新增了五亩耕地。这个数字虽然不多，却是大寨村依靠人类的力量对抗大自然，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白驼沟的成功改造让陈永贵更加有信心了，他这一次把目标对准了狼窝掌。陈永贵告诉村民们：如果能把狼窝掌扎住，当年就能多出20多亩地，向狼窝掌要田势在必行。

狼窝掌是大寨七沟里最大的一条沟，当地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狼窝掌：狼窝掌里三大害，山洪、饿狼、石头块，天旱不长草，下雨就成灾。

凭着改造白驼沟的经验，到了冬天，全村老少一起上阵，早饭中饭都在工地上对付。天冷冷不了人心，苦干3个月后，村民们在狼窝掌垒起了25条石坎，造出20多亩人造田。

开春后，村民们欢天喜地地在新造的地里播下种子，一眼望去，满沟绿油油的好庄稼。到了夏天，庄稼长势茁壮，无比喜人。

老天爷或许是想要考验一下这些石坝是否真的结实，丰收在望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山洪爆发，大寨人辛辛苦苦修起的25道石坝全被冲垮，茂密的庄稼被冲得干干净净，狼窝掌又变成了烂石沟。

陈永贵不认输，他仔细地围着狼窝掌转了又转，最后得出失败的原因：坝基不深，坝身不厚，石块太小，阻挡不住洪水的冲力。

于是他带领村民们再战狼窝掌，38条石坝每一层石坝都由原来的一层改为四层，石块也比原来大得多，还在上游修了一个一亩地大、两丈来深的水库。山洪流到这里的时候，先在水库降低冲力，再往下流。

没想到第二年夏天又迎来一场大雨，风雨中，从狼窝掌方向传来一阵闷响，地动山摇。陈永贵听到这声闷响，暗叫一声“不好！”

上游的水库决堤，下游的土壤、庄稼随着洪水滚滚而去。当真是“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年辛苦一水漂”。

发生这样的事情，陈永贵觉得自己没脸见任何人。他一个人蹲到狼窝掌的山坡上，叼着烟袋陷入了沉思：“难道真就干不成了吗?”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他总结前两次失败的经验，又从拱形的窑洞顶得到了启发。他再一次信心满满地告诉村民们：我们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

大战狼窝掌的第三次战役打响了，天寒地冻的天，饭菜送到干活儿的地方已经结成了冰，所有人的手都磨出了老茧，裂开了血口。

狼窝掌经过三次工程改造，终于经受住了几十年来的洪水洗礼。就算被1963年那次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摧击，依然稳如泰山。

陈永贵带领大家真真正正地做到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

老天爷总喜欢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来点恶作剧。

1963年8月，大寨村下了一场特大暴雨，大寨村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毁。

刚从县城开会回家的陈永贵，被一阵阵哀嚎痛哭所包围。但他顾不上伤心，赶紧问村民们：“人冲走了没有？”

村民们回答：“没有。”

“人在就是大好事，还哭啥，洪水冲走了一个旧大寨，咱们就再建一个新大寨。”陈永贵的鼓励就像是给村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陈永贵很快便制定了建设新大寨的计划：白天治坡，晚上治屋。全村兵分三路，第一路负责把被洪水冲倒的秧苗一棵棵扶起来，第二路负责割草沤肥，为第二年的农耕打下基础；第三路负责烧砖烧瓦，修窑盖房。

山西省委和昔阳地委得知大寨村的遭遇，决定拨一部分救灾款，送上急需的民用物资。

然而，一无所有的大寨村却拒绝了组织上的扶持，党支部还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的钱、粮、物资，上交给国家的粮食一粒不能少、村民的分红不能少、合作社社员的口粮不能少。

有人说：陈永贵这是在吹牛皮。

陈永贵没空理会这些，他只是带着村民们猛干。

秋收时节，大寨村产出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数据。全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从130斤上升到了770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社员分得了400斤的口粮，半数社员结束了住土窑的日子，搬进了新居。

年底，大寨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上交给国家的粮食一粒不少。

为当时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短缺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埋头苦干的陈永贵还不知道，此时的他与大寨村的英勇事迹引起了省领导密切关注。

山西省委书记请陈永贵到省委常委来讲一下他的事迹，省里还特意给陈永贵准备了演讲稿，陈永贵却说：不用演讲稿，只要给我写上几个人名，几个数字就可以了。

没有演讲稿的陈永贵，洋洋洒洒地讲了4个小时。就是这样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一场演讲居然轰动了整个省城。

陈永贵在太原一连讲了五场，当时在太原的所有名人都听了陈永贵的报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陈永贵火了，火到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陈永贵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整场演讲进行了实时转播，大寨村以及陈永贵的名字顷刻间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工作重点仍然是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大寨村这个案例的出现，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趟出了一条路子。

1964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大寨村的发展历程，在汇报中特别提到：“我自己一辈子注重成功者，接触的农民很多，但我认为，不是一般的农民，他是一个杰出的农民。”

不久后，毛泽东高度赞扬了陈永贵带领村民们自力更生的精神。一时间全国刮起了“学永贵”、“学大寨”、“赶大寨”的声音。

1964年12月26日，人大会结束，周恩来叫住了陈永贵，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毛泽东见到陈永贵进来，立马走上前去和他握手。陈永贵既紧张又激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咧着嘴对着毛泽东傻笑。

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坐在自己身旁，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啊！”

陈永贵连连摇头：“我不是专家。”

毛泽东还向在座的宾客们介绍陈永贵：“陈永有实战经验，他是聪明的。”

在毛泽东看来，陈永贵不搞特殊化，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参加劳动。这样干部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只有这样，干部才能真正起到带头作用。

从北京回到大寨，陈永贵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他只是一个农民，却开启了他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涯。

时间来到了1975年，周恩来找到陈永贵，告诉他：“这次找你，是想要谈谈人事任命的事情。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陈永贵听后赶忙推辞：“我大字都不识几个，怎么当副总理？”

周恩来却说这是党的安排，作为党员必须服从安排。

陈永贵只好无奈地接受了副总理的职务，但是他坚决不拿一分钱的工资。

做了5年的副总理后，陈永贵主动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他骨子里依旧是那个只想种好庄家的农民，他心心念念的还是他的大寨村。

1985年，陈永贵病重，他握着儿子的手：“我死后，骨灰撒在大寨村。”

1986年3月，陈永贵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村的土地上，最后一小撮骨灰埋在了虎头山顶。大寨村的人们在那里立了一块碑：“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陈永贵这一生，从家破人亡到种地专家，从大寨村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坐到了毛泽东的生日宴上，坐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

有位古罗马哲学家曾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着他的命运。

不管陈永贵身处什么位置，他一直是那个能吃苦耐劳，敢作敢当的“农民”。他不仅是中国农民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回望陈永贵这一生，正如他所说的：机器能自转，飞机能上天，机器和飞机都是人造出来的，人的力量大得很。除了刮风下雨，什么都是人做的。要干，什么都能干出来。

. END .

【文| 林语菡】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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