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熊丙奇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部署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要求各地各校坚持正确的教育政绩观，严禁通过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

这并非什么新的规定。而是近年来教育部在做好当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部署中，均明确提到的要求。

但是，从实际落实情况看，一边是严禁，一边是高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屡禁不止。以至于这样的“严禁”，已经不被大家真当回事，成为例行公事的表态。

要扭转“唯分数论”、“唯升学论”，构建良好的地方生态，就必须加强对违规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的治理力度，让地方教育部门、学校以及各类媒体平台，真把严禁当回事。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只要一地存在“炒作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的情况，就应该第一时间叫停并追究责任。可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当地媒体就发布“高考状元”、“高分考生”信息，各校发布大红喜报宣传本校升学率，自媒体平台对当地高中升学率排序等，如期上演。

对于这些明显违背禁令的宣传、炒作，却没有人管，最多是主管部门再次发一个声明，重申严禁宣传、炒作，但对违禁的宣传、炒作没有问责处理，在严禁的声音中，还是铺天盖地的宣传、炒作。

比如，某省为“落实”禁令，对高分学生进行“屏蔽”，不公布这些考生的具体排名。然而，当地媒体却在公布高考成绩的第一时间把“屏蔽生”作为宣传、炒作对象，报道某校有多少“屏蔽生”，对各地级市按屏蔽生数量进行排序，对“屏蔽生”进行采访。这是十分荒谬的，“屏蔽生”变为了“高分生”的身份，屏蔽的意义何在？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却视而不见。

对此，国家教育督导办公室，要根据“严禁”规定，加强对各地落实禁令的督导，根据对“高分生”、“状元”的实际炒作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报，并责令地方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而对于媒体（包括自媒体平台）对高考“高分生”、“状元”、“高考升学率”进行炒作，也需要建立与禁令相适应的禁止制度。

因为既然这些信息是明确禁止发布、炒作的信息，那么，在媒体发布这些信息时，就应该根据禁令，进行信息屏蔽。换言之，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自媒体平台炒作“高考状元”、“高分生”的文章应该根本发不出。这在当前的大数据技术支撑下，要做到并没有什么难题。

对此，舆论必然有争议。媒体（包括自媒体）为何不能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分生”、“高考升学率”？

在当前的高考制度下，这些信息是老百姓最关注的，也是“激励”学生上进，学校更好办学的，为何要遮遮掩掩？而且，不炒作的禁令主要针对地方教育部门、学校的主动炒作、宣传。从现实看，要落实禁令，只管教育部门、学校，是根本管不住的，而且，还会互相踢皮球推卸宣传、炒作责任，这也是近年来禁令根本得不到执行的原因。

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针对当地存在的炒作问题解释称，这不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行为，是媒体（自媒体）在炒作。那么，媒体（自媒体）的信息从哪里来的呢？媒体（自媒体）平台会辩称，这是从学生、学生家长那里获得的。这样“解释”下来，被禁止发布的信息，也就满天飞了。因此，不针对媒体（自媒体）炒作进行有针对性治理，禁令也就无效。

现实中，还有部分学校本来不愿意宣传升学率，但却被自媒体平台“倒逼”发布，如自媒体平台发布省内高中升学率排名（或北清录取数据排名），某重点高中不提供数据，自媒体在发布的文章中没有某校的名称，于是家长质疑，领导也追问，学校也就不得不提供。

进一步的问题是，地方党政领导、社会舆论对待发布“高考升学率”、“高考状元”等信息的真实态度是什么？

虽然教育部有明确禁令，但不少地方党政领导，还是把高考升学率作为重要政绩，而在社会公众看来，高考是按分数、名次录取学生，大家自然要关注第一名“状元”、“高分生”，因此对禁令不以为然。

在笔者看来，既然有明确禁令，就必须严肃执行，否则就会把禁令当儿戏。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倾向，治理地方党政领导片面追求升学政绩的现象，要令行禁止，不如此，追求、炒作升学率问题就无法得到治理，也就难以形成科学的教育发展观。

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打破按总分、名次录取学生的模式，强化过程评价，探索综合评价，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在多元评价体系中，分数只是评价学生的一方面指标，也就不再有“状元”之说，社会舆论对“高分生”的关注也就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