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不断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儿去？这是人寻找自我认同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去哪里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技术知识里面找不到认同，只有在宗教和人文传统之中，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这也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大轴心文明都呈现出一种复兴态势的原因。

既然我们都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就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传统文化。但在学习之前，我们首先得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

文化无所不在，大到民族文化，小到企业文化与家族文化。一个组织越有文化，就越成熟。但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成为“传统”，“传统”比“文化”高一个层次。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至少要延续三代以上；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影响当代人生活、赋予当代人生活以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化群星璀璨，讨论中国文化传统，不能不与当下中国的现实联系；只有参照当下，才能像胡适所说的那样：重估一切价值。因而，本次课程将围绕儒家文化展开，着重讲述那些影响我们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传统”。

许纪霖老师在混沌大学文理学院的课程分为两个单元：

第一单元讲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儒家思想。儒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间的两套秩序：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心灵秩序。而在儒家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线索：道德心灵秩序逐渐放大，个人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第二单元讲中国文化的互补结构。中国文化是一个大文明，除儒家以外，还有墨家、法家、道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儒家又分别与墨、法、道三家形成了各自的互补结构。简单说来，对于上层社会而言是儒法互补，对于中层精英而言是儒道互补，对于下层社会而言是儒墨互补。

以下为上篇：

授课老师|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 | 混沌大学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唐锦 赵哲 混沌大学文理学院

本文根据许纪霖在混沌大学文理学院线下课程编辑

创世纪的文明突破

我们可以从各种考古遗址中窥见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然而，在“满天星斗”的原始文化中，只有黄河中下游文化发生了“文明突破”。

文明突破是指一个民族的原生态文化经过几千年的量变，突然在某一历史时刻，发生了质变，一瞬间从特殊的民族文化，升华为普世的高级文明。任何文明突破，都与心灵的自觉有关。

为什么只有黄河中下游文化发生了“文明突破”，成为普世的高级文明？

黄河中下游文化诞生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贵族由“学在官府”转为“学在民间”。民间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说，春秋时期的文明突破，除生产力的发展之外，还要借助其“乱世”的社会条件。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与政治的发展是不同步的，政治上越是乱世，文化就越活跃；政治上越稳定，文化反而缺乏创造性。

为什么说黄河中下游文化发生了文明突破，成为一种普世的高级文明？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清楚什么是高级文明。高级文明必须要具备以下要素：

• 经典，能够让后人诵读的经典；

• 先知型人物，没有出现有魅力的先知型人物，文明不会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突破一定和“人”有关。

这些先知型人物要解决什么问题？很简单， “人”和“天”的问题。

所有的高级文明都要解决“两个世界”的问题：一个是“现实世界”的问题，一个是更为重要的“超越世界”的问题。

西方人把“超越世界”理解为“上帝”，而中国人则将其理解为“天命”。

这样一来，中国和西方的核心区别就清楚了。基督教世界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基督徒一生最苦恼、焦虑的事情便是救赎，或者说人死之后要怎么上天堂。而中国人思考的问题是“人”和“天”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对“天”的理解比现代社会要丰富得多。他们认为，“天”不仅是自然的“天”，“天”还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

对“人”和“天”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由此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知识分子——殷商的巫师。他们懂天懂地，通过占卜预测天意，为部落的命运走向提供先知性判断。所以巫师是当时社会最有文化的一群人，中国最早的文化，如文学、算术等都从巫师那里传来。

但是巫师有一个短板。他们只有通天的直觉，没有心灵的自觉；“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因而他们只能把自己的本领传给徒弟，却无法写出一本经典让所有人学习。

到西周时期，不仅有巫师，还出现了“士”这一批人，他们专门负责礼乐制度。巫师进化为半巫半士之人。但他们与传统的巫师一样，也没有心灵的自觉，只是规规矩矩地重复古人传下来的礼乐仪式。

然而，以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为代表的黄河中下游文化打破了这一局限。儒家用丰富的心灵替代了简单的巫术，道家用抽象的天道替代了神秘的鬼神。儒家的孔子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道家的老子重点探究天道世界。作为其各自思想流派的先知型人物，他们都留存下来一套经典供后人学习，让人“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特别是儒家的孔子，他赋予周礼这套社会秩序一个更为深刻的心灵秩序：“仁”的自觉。尧舜、周公、文武王，他们只是建立了文明的制度，只有到了孔子，才有了文明的自觉。

因而，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黄河中下游文化实现了文明突破，成为普世的高级文明。

仁

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当然有渲染的成分在，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孔子出身贵族，精通六艺，“十五志致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是中国第一位老师，三十岁开始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除教育之外，孔子最大的贡献在哪里？

赋予“礼”以“仁”的自觉。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和“礼”，在《论语》中，“仁”出现了109次，“礼”出现了74次。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但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礼”，因为在西周时期、孔子之前便已有了完整的礼乐制度。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告诉人们为什么要遵守“礼”，因为“礼”的背后有“仁”。发现“礼”背后的“仁”是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突破。

那什么是“仁”？

我们可以用论语中的一个故事帮助理解：突然有一天，马房着火了，孔子探出头来问，“伤人乎？”。在那个马比家奴要贵得多的年代，孔子问的不是马怎么样，而是人怎么样。

在孔子看来，人是万物之本、是无价的，人的生命、精神都是有尊严的，是最值得我们关心的。

因而，孔子的“仁”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区别于基督教“以神为本”的思想。

除此之外，“仁”字右边有个“二”，意味着“仁”不仅指“人本身”；还强调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应该以怎样的价值和原则去交往。

孔子认为，“仁者”要“爱人”，“仁”的核心就是“爱人”，彼此把“爱”作为最高原则。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仁”的核心思想——仁者爱人。这一点和其他古老的轴心文明很相似，它们都对那些在社会中由于各种原因而竞争不过别人的人，抱有慈爱之心。

因而，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赋予“礼”以内在的德性。“礼”只是外在的规范，重要的是“礼”背后的“仁”，也即为什么要遵循“礼”。

既然“仁”很重要，那么要如何实现“仁”？

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

孔子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有自己道德；且“君子”和“小人”分别承担不同的道德。

在西周时期，“君子”代表贵族；“小人”代表平民，不带有贬义色彩，二者的区别在于阶级的高下之分。孔子之后，君子与小人不再是阶级的差别，而是道德上的高下之分。

对于君子，孔子认为他们要有“忠道”。这是一种积极的道德，“你应该怎么做”。孔子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描述“忠道”。凡是贵族、读过书的君子都应该成为表率，以身作则改变社会风气。

然而，“忠道”对君子的道德要求极高。人性使然，大部分人都无法达到其要求，便只能伪装成君子。因此有批评指出，儒家的道德是好，但要求太高，可能会导致普遍的虚伪。

既然君子有自己的道德，那么小人也要有自己的道德。小人的道德是什么？

孔子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像孔子这样的人是“先知先觉”，孔子的三千弟子是“后知后觉”。哪些人是“不知不觉”呢？孔子曾说过“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意思是平民与女子在道德上没法教化，也就不必受教育。

对于“小人”与“女子”而言，他们要遵循“恕道”。这是消极意义上的道德，“你不应该怎么做”。平民与女子不必受教育并不意味着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既然做不到高道德标准，那么就应该做到低道德标准，也就是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便是消极道德最精炼的阐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我们现代社会很有启示意义。世界上总有好人，但最重要的不是人人当君子、做表率，而是人人都应该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做不该做的事。

然而，“忠恕之道”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忠道”可能会导致“伪君子”的社会，“恕道”可能会导致“真小人”的社会。

那么，“伪君子”与“真小人”的社会，哪一个更好？

我认为伪君子的社会更好。因为真小人的社会是一个非洲丛林世界，弱肉强食；它缺乏抽象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就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与此相对的是，伪君子社会表面上至少还有一套价值标准存在，只是很多人做不到；因为做不到，所以要“装”，就会显得虚伪。但如果一直伪装，虚伪到最后，就很可能成为真君子。文明讲到最后就是“伪装”。

此外，伪君子社会向真君子社会转变也比较容易。因为它已有一套既定的价值标准。一个真小人社会要从无到有产生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还有点困难。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以上只是极端情况下的假设。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既不用做君子，也不能做小人，我们只要做一个正派人就可以。天下没有君子社会，因为人性总有恶的一面，但是好的法律、好的社会，可以让大部分人觉得做个正派人不吃亏，不吃亏就很好了。那如何做一个正派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线是好，但它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人性是相通的，人与人之间可以将心比心。孔子并没有论证人性是什么，这个论证交给了孟子去完成。

孟子和孔子的关系从哪里来？从他的老师子思那里来。子思是很有风骨的古代知识分子。他当年见到鲁国的鲁穆公说：论地位你是君，我是臣，我比不上你；但是要论道德，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不配与我交往。

孟子继承了子思的“双重权威”思想。什么是“双重权威”？在中国古代，君主有绝对权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君主专制。但是因为有了儒家，在“君主权威”之外还有“文化权威”，儒家知识分子代表文化，可以和君主抗衡。

所以子思的意思是，君主虽然是天子，但君主是否遵从天命，解释权不在君主手里，而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手里，只有我们才能解释天命。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双重权威”。

此外，与注重德性的贵族主义的孔子不同，孟子注重平等的平民主义。

孟子是破落贵族，他的家族到他那一代已完全沦为平民。所以孟子非常强调平等，他身上有平民主义的一面。他认为天命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是“天民”。

作为教育家的孟子，提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提醒人们经常自我反省，要谦逊、忌傲慢。孟子还提出了启发式教育，叫“引而不发，跃如也”，不要把答案都告诉大家，要让大家自己去体悟。这些都和现代教育接轨。

作为教育家的孟子是成功的。但是作为政治家的孟子是失败的。孔孟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因为他们不仅想做人师，做好的教育家；还想当国师，成为君主的老师。但儒家思想当时没能适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现实条件，孔孟只能郁郁不得志。

然而，以上都不是孟子最大的贡献之所在。孟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解决了孔子未能解决的核心问题——人性究竟是怎样的？

在人性的判断上，孟子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是善的，都有可能成为圣人，所以是平等的。

孟子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观点，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以禽兽者，几希！”意思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只有一点点，但就是这一点点，让人和禽兽区别开来。这一点点差别便是“人性是善的”。

孟子并不是在事实层面上说“人性是善的”。在事实层面人性的善恶见仁见智。在孟子看来，“人性是善的”这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应该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应该向善，追求道德，否则人就不是人。这是一种信念。

在人性善恶的事实判断层面，我更愿意接受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认为人性有两面，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哈佛大学著名神学家尼布尔曾说过：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

那么，孟子是如何论证“人性是善的”呢？

他用“四端说”去解释，四端也就是仁义礼智，分别指代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恻隐之心强调人的本能反应，不用通过后天教育去习得。例如，看到小孩掉井里，你会本能地去救他，这就是出于人性本能的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可耻的，做了错事有负罪感，不会以耻为荣。

辞让之心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孔融让梨的故事，谦让、恭敬，不斤斤计较。

是非之心是最基本的是非正误观，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先天的。

最后，四心归一为“不忍之心”。什么叫不忍之心？不忍之心指人先天地有共情能力、同情能力，所以叫“仁民而爱物”。

孟子的“仁义”思想由人及物，不仅对人要有仁义，对小动物也要有怜悯和同情之心。

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也就是说这些鸡、鸭、牛等动物，你没见到它们的时候，吃掉他们是没有感觉的；但当你看到它们被活生生地杀死，或者说它们是被你亲自养大的，这时候你就会不忍心吃掉它，因为你和它产生了感情。

因而，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君子远庖厨”，这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在于人和动物由主客体间的占有关系转变为具有感情联系的共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子也是一位相对的动物保护主义者。

不能否认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动物的自我保存本性，但人比动物高级的，还有同样来自于人性深处的不忍之心。问题在于，如何克服动物的私心，弘扬人性中最光明的道德之心？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孟子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功夫论。

孟子强调要用一套修身术去养成一颗“不动心”。欲望面前，人经不起诱惑；心一“动”，人就会一步步堕落，各种道德底线就通通崩溃了。所以，要守住自己的内心。

如何守住自己的内心？孟子认为关键要有一套功夫，这套功夫就是“养气说”。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是“大”的意思。通过自己把天地打通，让浩然之气冲散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浩然之气”，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最高境界——天地境界。通过道德修炼达到与天相通的境界，和天打通之后，便会意志坚强，即使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也能做到保持自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礼

孔子之后儒学分为两条脉络，孟学与荀学。

孟子继承了孔子思想中“仁”这一脉络，“仁”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现实生活中的“礼”。那“礼”是由谁继承下来的呢？是荀子。荀子的全部学说，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礼”。

我们一直讲“孔孟儒学”，荀子一直被忽略。但过去两千多年间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礼教”思想就是来自于荀子。

孟子和荀子最大的差别在于对人性的看法。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且人应该向善；而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不是“虚伪”，而是指通过后天文明的方式去建构出来。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人都有私人的欲望和利益，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去做坏事。那么为什么会变善？因为人可以通过教育变成一个文明的、向善的人。

通过孟荀二者的对比，我们发现，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而且应该向善，每个人应该自觉成为一个遵守道德的君子。但荀子对人性没有那么相信，荀子认为要立一套规矩，这套规矩就是“礼”，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去成为有道德的人。

从这个维度上看，孟子代表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而荀子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

荀子认为通过“伪”可以让人变得有道德。这基于他认为人性中除了有动物性的一面之外，人比动物高级的地方在于有“智”的一面，擅长学习。人因为具有学习能力，所以可以建立起文明的、有伦理道德的社会。而“礼”就代表了所谓的文明的秩序。

“礼”在西周就已出现，孔子将其发扬光大，荀子则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论证，并建立一套伦理道德规矩，通过现实的规范让人变得文明、守秩序。

那么荀子论述的“礼”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社会礼仪。

文明需要礼仪作为外衣。西周时期的“礼”很大程度上是祭祀，祭天、祭地、祭祖。祭天则引申出一个有没有神的问题，儒家对这一问题持回避态度，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意思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神，但是既然有这套仪式，我们就当作神是存在的。有没有神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祭祀这套仪式将一群人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形成特定的社群。

社会仪式的意义在于，一个集体的认同需要一套周期性的文化仪式活动去强化，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这套仪式活动需要什么？

首先需要一个图腾，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图腾。然后需要一套仪式，围绕图腾建立的一套仪式。国旗就是现代国家的图腾，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便是一套仪式。过去通过战争来强化这套仪式，而现代文明社会则主要通过周期性的体育比赛——奥运会去强化。

节日也是一种典型的周期性仪式。节日和假日最大的区别在于假日是个人的，节日是公共的。节日有固定的仪式与集体的活动。通过节日这种周期性的仪式去强化民族认同感。

因而，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需要一套周期性的社会仪式去形成凝聚力，强化集体认同。

第二，行为准则。

孔子说恭顺、谨慎、勇敢、直爽，这都是美德。但孔子同时指出，如果这些美德没有礼的规范，都会变味，成为缺点。恭顺如果不知礼，那就白白劳累；谨慎不知礼，那是怯懦；勇敢不知礼，那就是鲁莽；直爽而不知礼，就会得罪人。

这实际上意味着“礼”是一套行为准则，让你懂得适度，知道分寸感在哪里。如果走极端，没有分寸感，优点和德性就变成了缺点。

当然，行为准则随时代而变化。一个人行为得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把握了这套微妙的行为准则。它很难被表达、被书写，需要人们在不断的生活实践和交往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然后彼此之间默认这套行为准则。

第三，君子气质。

君子的气质就是“礼”的内化。在学习了这么多“礼”的仪式后，慢慢地将这些行为规则烂熟于心，外在的形式便自然而然地被转化为内在的气质。这种气质会在举手投足、言语谈吐间不自觉展露出来。

我们经常用“文质彬彬”去形容君子。文是文雅，有文化与教养；质是朴实，充满生命的元气。文是建构出来的，质是生命中原有的东西。二者合一，才能塑造出一个君子。

礼教

荀子的思想脉络一直延续到了西汉，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真正登堂入室，成为官方统治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汉武帝时期儒学能够时来运转？

汉朝初建，百废待兴。在汉武帝之前，文帝、景帝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已经强盛，经济也得到发展，汉朝需要向外扩张，因而汉武帝需要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去证明帝国是代表天意与民心的，也就是一套合法性理论。

那么合法性理论来源于哪里？

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不作为、不折腾；而法家过于“折腾”，秦朝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这二者都不是适宜的理论。

恰逢阴阳五行说在秦汉流行，是最富有合法性的理论资源。于是董仲舒就应运而生，沿着荀子“礼”的思想体系，辅以周易、阴阳五行学说，及时调整儒学，提出一种君主能接受的儒学新形态，使得儒学成为了汉武帝之后汉朝的合法性来源。

董仲舒的这套儒学是怎样的儒学？

董仲舒将荀子“礼”的思想与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化为儒学的一部分，给汉武帝创造出非常庞大的合法性理论，来证明其代表“天命”与“人心”，这个理论叫阴阳五行宇宙论。

什么是阴阳五行宇宙论？

在董仲舒看来，宇宙由十个元素组成，天、地、人，加上阴、阳，再加上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

将其运用到政治中来，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每一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某个天命。五行就是天命中的五种道德，朝代的更替就是天德的轮替，木德、火德、水德、金德、水德，循环往复，形成“五德终始”。这就是阴阳五行宇宙论的核心。

如何解释？

董仲舒用“天人感应”进行阐释。他认为，人间的秩序对应着天上的秩序，因而人间秩序的合法性源头来自于“天”。“天”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意志，以此来证明人间的秩序是否合法。

这区别于西方世界的君权神授。中国讲的是君权天授，王权之所以有绝对的权威，乃是受命于天。君主奉天承运，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该服从君主的统治。

因而，董仲舒用这样一套庞大的体系去证明汉朝帝国是“奉天承运”，那么它的合法性就被大大巩固了。

然而，儒家相信“双重权威”，在君主权威之外，还有儒家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权威。君主可以“通天”，儒家知识分子也可以“通天”，君主的每一个政策措施是否符合“天命”由儒家知识分子说了算，解释权在儒家知识分子手里。

既然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有感应关系，那么如果治理得好，“天”会高兴；如果“天”不高兴了，就意味着人间出问题了，要遭“天谴”。“天”通过干旱、洪水等异象谴责人间，作为天子的君主就必须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错。

然而，文化权威与君主权威不可以同等抗衡，儒家的精神文化权威完全取决于君主本人是否开明。君主开明，文化权威便得以发挥；君主暴戾，文化权威便岌岌可危。

因而，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对君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天人感应”证明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如果统治者做错了事情，要遭“天谴”，也就是通过“天”限制统治者的行为。

与日本有权威而无权力的天皇不同，中国的君主既是天命的权威，又实际掌控世俗的权力。一旦发生重大错误，就意味着与天命冲突，要改朝换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革命的一大诱因。

然而，这套阴阳五行宇宙论后来被宋明理学当作歪门邪道，没能传下去。但董仲舒的“三纲说”继承了荀子“礼”的内核，对后世影响很大。

“三纲”，也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三纲说”从孔子的“正名分”思想得来。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认为一个有礼的社会，每个人要守本分；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尽到自己的责任，社会就太平了。

这当然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套说法。但它作为一种传统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有什么意义？抽象来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独特意义在于每个人如果能够尽自己的本分，热爱自己的岗位，恐怕这也是一种美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便从封建传统中得来。所以在一个封建等级社会，等级虽然不好流动，但也让人没有野心；只要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同样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

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秩序中抽象出现代意义上的“敬业精神”，这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从传统文化中找寻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

我们可以抱有同样的态度去理解董仲舒的“三纲说”。的确，“三纲”后来形成了一套儒家的礼教，变得非常繁琐和严苛，蜕变为维持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精神枷锁。

但董仲舒的原意并不在此，他并不认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种单向的压迫关系，只不过后来在现实中发展成为一种单向压迫关系。

他用阴阳来阐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一阴一阳”意味着谁也离不开谁，在道德上是对等的双向义务，互为条件，互相约束。

“三纲”的确切含义是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爱妇敬。也就是说，君是仁君，臣才有效忠你的义务；儿子孝顺父亲的前提是父亲是一个慈父；丈夫爱妻子，妻子才会对丈夫恭敬。中国人的道德义务是对等的、双向的，互为条件，一方破坏，另一方就自动解除。

因而，董仲舒原意中的“三纲”思想也具有某种合理性。在今天依然有它独特的价值。但这种缺乏权利关系、只通过道德义务去限制对方的思想是一种很弱的限制；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法治与契约去形成一种强限制。

理

在董仲舒后，儒学沉寂了800年，直到北宋才开始崛起。在宋明理学看来，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是歪门邪道，违背了儒学的正宗。儒学的正宗是孔子到孟子这一思想脉络，所以他们沿着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来讨论一些形而上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儒学受到了佛教的挑战。

佛教对世界是什么、宇宙是什么，人性是什么都有很深切的讨论。相比之下，原始儒学则显得太浅显，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因而，宋明理学就把佛教和孔孟儒学结合起来，讨论一些很玄乎的问题。

什么问题？世界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也是宋明理学中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宋明理学分为两派：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认为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抽象的“理”的世界，一个是具体的“心”的世界。而陆王心学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这个世界就是“心”，“心即是理”，“我心即世界”。

我们先讨论朱熹。朱熹认为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重要的抽象的“理”的世界。“理”叫作“天理”。

朱熹说，“山河大地都陷了，理毕竟却在”。具体的事物都会死亡，唯有“理”是永恒的，“天理”不死。在朱熹看来，“理”代表宇宙的最高精神。所谓太极，就是宇宙最高的、终极性的“理”，天地万物的“理”都包含其中。

那么“天理”到底存不存在？和孟子的性善论一样，“天理”是否存在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相信就存在，不信就不存在。

在朱熹看来，“天理”应该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套绝对的价值标准，规定了什么是是非善恶。没有“天理”这一绝对价值的存在，儒家便会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可以说朱熹这套绝对的价值标准为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支撑。

既然“理”如此重要，那么“理”在哪里？我们要如何认识“理”？

朱熹认为，“理一分殊”，天下只有一个“理”，就是“天理”，但“理”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天理”不能被直接认识，因而要好好学习，丰富知识，具体事物的“理”和“天理”是相通的。通过认识具体事物的“理”，丰富对那个抽象的、最高的“天理”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事实上朱熹的哲学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你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一流专家，仅仅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你的知识面越是丰富渊博，越是有助于深化你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认识那个最高的知识，那就是宇宙与人生的大智慧。所以说，人生战场拼的不仅是专业的本领，而且是一种智慧的境界，对宇宙与生命意义的理解。

那么如何实现“天理”呢？在朱熹看来，人心当中有两个自我，一个叫大我，它和抽象的“理”有关，代表了一套道德；一个叫“小我”，也就是动物性的自我，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因而，人性最悲催的一面在于人心中存在一场“大我”和“小我”的永恒的战争，一场道德人和自然人的永恒的战争。

如何处理这场战争？朱熹提出了一个看法，叫作“存天理，灭人欲”。什么叫“天理”？什么叫“人欲”？朱熹说，“饮食者，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因而，如果你有正常的欲望，这就是“天理”，可以被肯定；如果是过分的贪欲，则需要节制克服。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有一定合理性，只是后来在现实生活中，这套思想被发展到了极致，违背了人性。

南宋以后，朱熹的这套思想成为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但这个主流思想到明代以后，受到一个人的挑战，这个人便是王阳明。

王阳明最初是朱熹的信徒，信奉朱熹“格物致知”的真理，于是就静坐家中观察竹子的变化，看了三个月，什么名堂也没看出来。

直到后来王阳明“龙场悟道”，顿悟出“你没有见到花的时候，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静默，待你看到了它，花儿的鲜艳变呈现出来，可见这花儿不在你的心外。”意思是你认识的世界，它到底存不存在取决于你的内心。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朵花，这个花便是沉默的、不存在的。等到心里有了它，这朵花的鲜艳便会呈现出来。所以花在你的心里。

与程朱理学不同，王阳明受到佛教的影响，他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我们内心的世界，良知的世界。“良知”便是“天理”，“良知”可以辨别善恶，因而不必向外探寻“天理”，回归内心本初便是“天理”。

因而，宋明理学发展到王阳明那里出现了很大转变，转变到了内在，认为每个人内心的觉悟是最重要的。

总结一下，儒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间的两套秩序：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心灵秩序。

孔子以后的儒家，孟子强调仁，重在道德心灵秩序；荀子强调礼，重在社会政治秩序。董仲舒继承荀子，提出了纲常名教，但是他突出了礼，却忽视了仁，在道德心灵秩序上，汉代以后的儒学经不起佛教的冲击，沉寂了八百年。

到北宋，儒学重新接上孟子的传统，又吸收了佛教的智慧发展出理学，朱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辨化的哲学体系。而明代的王阳明又进一步发展为心学，差点完成一场儒学的“新教改革”，几乎让个人的心灵从天理的秩序中彻底解放出来。

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核心的线索，就是道德心灵秩序逐渐放大，个人的位置越来越突出。到五四运动，终于冲垮了外在纲常名教的束缚。所以在我看来，“孔家店”被打倒不仅是西方文明外力的冲撞，也是儒学自身演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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