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针对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教育部官网发布了《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4404号（教育类410号）提案答复的函》，提出了包括加强体育教师配备、加强学校体育制度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措施，全方位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

近日，该答复函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的讨论。何谓“阳刚之气”？为何它独属于男性？被性别化理解的“阳刚之气”，其培养又与人人均可参与的体育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质疑，也都指向“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说法中体现出的性别本质主义。就在几个月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男女分册的数学教辅，同样引发过一次围绕男女差异的争论。（数学教辅也分男女？借大数据强化性别差异，不如反思差异何以形成）

性别并非自然，而包含社会建构的维度，早已不是一个令人十分陌生的观点。大卫·D·吉尔默通过对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阶层里的人们进行研究，论证了文化标准的影响是塑造男性特质的关键。当然，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各个文化中的社会似乎依然对“男性气概”有着执着的追求。吉尔默认为，这可能源于社会层面某种对“退行”的恐惧，他的理论视角为我们看待“男性气概”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启发。以下内容摘编自《发明男性气概》，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文中标题为摘编者所加。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发明男性气概》，[美]大卫·D·吉尔默著，孙伟、张苗凤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原文作者丨[美] 大卫·D·吉尔默

摘编丨刘亚光

规训男性气质：经过考验，成为“男人”

男性气质存在着超越文化界限的连续性吗？各地的男人在关心变得“具有男性气概”（manly）的方面是相像的吗？如果是的话，又为何如此？为何如此多的地方都提出了男性得“做一个男人”（be a man）或“像一个男人般行事”（act like a man）的要求？

不管其他的规范区别，所有社会都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进行了区分；所有社会都为成年男女提供了制度化的性别合宜角色。极少有社会承认第三种、性别上居中的（sexual intermediary）范畴，比如夏延族的“双灵人”（berdache），阿曼族的“赞尼斯”（xanith），以及塔希提人的“玛户”。即便是在这些罕见的、男女不分的例子中，个体都必须做出一辈子的身份选择，并遵守性举止的指定规则。

此外，多数社会都对传统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持有一致的理想——以指导或是劝诫的形象出现。通过它们，个体被评判为某一性别有价值的成员，并且大体上会被评价为道德行为人（moral actors）。这类理想的地位及其伴随的形象，或模式，往往会变成精神之锚（psychic anchors），或心理身份，对多数个体而言，它们充当着自我认知和自尊的基石。

大量观察者最近认为，在这方面，各个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多过彼此的差异。比方说，格雷戈尔研究了一个原始的亚马孙部落，并把它的性理想与当代美国的性理想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在两种文化中的人们期待男人女人拥有的品质中具有很多表面之下的相似点，并总结道：我们不同的文化呈现出的，仅为象征的外饰，它遮掩住了性考量的基石。

在这里，我关心的一个规律是那些往往带有戏剧性的方式，各个文化以这些方式建构起合宜的男性气概——男性角色的呈现或“想象”（imaging）。特别要注意的是，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观念，即真正的男性气概不同于简单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特质，前者并非伴随生物体的成熟同时来到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或人为的状态，即男孩们必须战胜强大的逆境。要具有男性气概是困难重重的，也是一道男孩必须在考验中通过的关键门槛，这一反复出现的观念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

此外，这一反复出现的信仰代表着与关于女性特质的类似观念相区别的极端重要且反复出现的差异。虽然在任一社会中，女性有时候也会遭到严厉的性别标准的评判，但她们作为女性的特殊地位很少构成了对她们评价的一部分。

根据这些标准，被人目为有缺陷的或异常的女性，可能被批不道德，或被唤作不像淑女，或其他类似的形容词，并且遭受到相应的制裁，但是她们的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权利很少会以像男人那样遭到公开的、戏剧性方式的质疑。加诸女性头上的少数语言标签，呼应着“柔弱的”（effete）、“没有男性气概的”（unmanly）、“女里女气的”（effeminate）、“遭到阉割的”（emasculated）等语词，证实了种种性别评判之间的原型差异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相较女人，对男人而言，以这种方式面临挑战更富攻击性（而且更加频繁）。

或许，并不应该夸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因为“女性气质”也是寻求社会接受而实现的某样东西。作为社会崇拜的对象，女性气质似乎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评价的。它往往涉及身体装饰或性诱惑，抑或其他必要的、促进而非创造内在性格品质的化妆行为。

真正的女性气质很少关乎行动的测试或证明，抑或对阵危险的敌手：在公开的舞台上戏剧性地赢得或是输掉比赛。女性气质不是凭借创伤性测试（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来通过的关键门槛，相反，它更经常地被解释成生物层面上给定的事物，并且在文化上得到了精炼或加强。

《男性气概》， [美]曼斯菲尔德著，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不同文化中的男性气概：身份认同与焦虑

在深入探索之前，且让我们看看那问题重重的男性气概的几个例子。我们的第一站位于特鲁克岛，南太平洋上的一个环状珊瑚小岛。热心的特鲁克族渔民，在海上讨生活由来已久，他们在深海中抛洒鱼线，并潜水。根据生活在他们当中的人类学家们的描述，特鲁克男人对其男性气质迷恋不已，他们认为这一男性气质是不确定的。

为了维持具有男性气概的形象，按当地人的说法，男人受到鼓励要拿生命和肢体冒险，并要有“强健的”或“具有男性气概的”思维（M. Marshall，1979）。因此，他们会驾驶小小的独木舟，用鱼叉潜水叉鱼，进行深海捕鱼远征，在鲨鱼成群出现的水域大胆活动，以此来挑战命运。如果有任何男人要从这样的挑战中打退堂鼓，他们的同胞，无论男女，都会报之以嘲弄，称他们女里女气，跟小孩似的。

再让我们来到黑非洲的内陆看看，在那里，捕鱼被田园生活式的追求取而代之。在东非，一大群来自包括马赛（Masai）、伦迪尔（Rendille）、吉厄（Jie），以及桑布鲁（Samburu）这样的牧牛部落的年轻男孩，被人从母亲那儿带走，在青春期经受血腥的割礼仪式，由此成为真正的男人。他们必须忍耐刀锋带来的痛苦，不得退缩。如果在切割一个男孩的血肉时他哭了起来，或他眨了一只眼睛，或把头扭了过去，或做出类似的事情，那么他会终生被目为不配拥有男性气概，他的整个世系都会被看成弱者而为人不齿。

在这一公开的严峻考验过后，年轻的新手们在野外的特殊寝室里与世隔绝。在那里，他们给自己强加了种种任务，如偷窃牲口、突袭、杀人、在丛林里生存，以习得男性气概所承担的义务。如果成功度过那漫长的学徒期，那么他们会作为男人重返社会，且只有在那时，方被允许娶妻。

电影《角斗士》剧照。

诚然，有几个例子存在某些背景上的相似之处。安哈拉人、马赛人，以及新几内亚高地人，除了都经受着加诸男性气概上的压力外，还有一个相同的特征：他们都是凶猛的战士族群，或者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一度如此。或许有人会辩称，他们的那些血腥仪式，是让年轻的男孩们为等待着他们的理想化的生活做好准备。

兴许很明显的是，有些西方文明也会让柔弱的青年经受粗暴的羞辱和启蒙，目的是让他们为战士的志业而变得强硬起来，正如在美国海军中那样（Raphael，1988）。但这些试炼绝非局限于黩武文化和等级制度。

且让我们再看一个非洲的例子。在西南非洲相对平和的昆族布须曼人（!Kung Bushman）中间（Thomas，1959；Lee，1979），男性气概也是一份通过测验才给人颁发的奖品。这些不诉诸武力的布须曼人准确地将自己称作“无害人士”（托马斯，1959），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从不打斗。

他们没有军事武器，而且看不惯肢体暴力。但是就连这儿，在一个珍视和善和合作要超过其他事物的文化中，男孩们都必须通过一项关于技巧和忍耐的考验来赢得被称作男人的权利。他们必须单枪匹马跟踪并且杀死一只成年羚羊，而这是一种要求勇气和毅力的行为。只有在首次杀死这样一只动物过后，他们才会完完全全被看作男人，获准结婚。

为证明自己是“男人”，男性费尽心思，做出许多努力，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未开化民族与文明的边缘地区。比方说，在拉美的都市，正如奥斯卡·刘易斯描绘的那般（Lewis，1961：38），一个男人必须通过每天直面挑战与羞辱来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即便赴死也得“带着微笑”。除了变得强硬和勇敢，准备随时捍卫家族的荣誉之外，住在都市的墨西哥人还得像安哈拉男人那样，必须在性这一方面有着适当表现，并养育很多孩子。

这般大男子主义的行为，在不少从事农业或过着田园生活的族群中也很常见，他们定居在古老的地中海文明的发源地。比方说，在巴尔干半岛，“真男人”这一范畴得到了清晰界定。真男人大口畅饮，花钱随意，打斗勇敢，并养育了一个大家庭（Simic，1969，1983）。他以这种方式显示出了“不屈不挠的男性气概”，使他同女里女气的假货区别开来。

《现代性的性别》，[美]芮塔·菲尔斯基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且让我们举出一个远离以上这些民族和社会阶层的例子：现代英国的绅士阶层。在那儿，年轻的男孩传统上在通往绅士主流的道路上会经受相似的试炼。童稚时期，他们就被人从母亲身边和家庭中带离出去，正如在东非或新几内亚那般，而且还会按照年龄分组被送至遥远的试炼地，在那里，他们会经受严酷的考验。这些试炼地就是公立寄宿学校，学校里有着残酷的试炼考验，包括年长男性的肢体暴力与恐吓，这些学校提供了一条通往“男性气概的社会地位”的大道。

孩子们的父母认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Chandos，1984：172）。这种严格的训练据信能够让牛津剑桥的贵族子弟做好依靠自己、刚毅勇敢的准备，他们需要这些品质来运营大英帝国，进而制造出“有着武士风格的、可供利用的精英”。即便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这个拒绝过度炫耀的文化当中，男性气概都是由严苛的训练与试炼而成就的人为产物。

相似的观念激励着大西洋两岸的教育者，比方说童子军（Boy Scouts）的创建者。他们那带有显著特点的目标，正如他们在小册子和指南中所言，是通过培养“独立的男性气概”，“让小男孩成为大男人”，这么说来，好像无法单单从自然的进程中期待得到这一点（引自Hantover，1978：189）。

在英语国家中这一对道德性的男性气质（moral masculinization）的迷恋，超越了区区的凡人，而追溯至基督本身。在19、20世纪之交的道德伦理短文中，基督被描绘成“至高无上的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必要的话，他会显得体格健壮、富有攻击性，而非“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和平的君主”（Conant，1915：117）。

男孩、信仰与神祇都必须被锻造得具有男性气质，否则会遭人质疑。相同的主题还见于历史上大部分英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吉卜林（Kipling）的笔下，比方说，正像在下列《如果》（“If”）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那般：

如果你奔跑着，以货真价实的六十秒累加，

冲抵不留余地的一分钟面值，

世界是你的，其中的每事每物属于你，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将是个男子汉，我的儿子！

对于伟大的事业来说，成为一个具有吉卜林格调的男人，比拥有整个地球还重要，一种真正的帝国男性气质是与建造帝国相符合的。“如果式的”英雄主义的相同主题，也存在于今日美国中产阶级大众文化里头。比方说，美国文学中就存在强调男性气质的教育小说——在知识渊博的长者的指导下，提升至男性气概这一崇高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对失败的担忧则危险地潜藏在背景中。

该主题在欧内斯特·海明威那里得到了最为强烈的示范，尤其是在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的系列故事中，但是它还见诸于海明威同时代人的笔下，诸如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以及海明威的追随者的字里行间。

这种美国文坛的“男性气概流派”（Schwenger，1984：13），源自海明威老爹（如果认为杰克·伦敦不重要的话），并由他的追随者发展壮大，它如今已传到了第三或第四代，并且声势浩大。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男性气概通常也是一种神话式虚构，是一个圣杯，有待通过漫长而艰巨的考验而为人俘获。拿诺曼·梅勒的典范声明为例：“无人生来就是男人；你得赢得男性气概，这表明你足够优秀，足够勇敢。”

童子军活动

质疑性别二元论：观点及其局限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性别形象（gender imagery）所知多少？直到最近，关于男性和女性的研究才同源自19世纪机械论先驱者的一种持之已久的范式产生密切的联系。最流行的莫过于一般类型（generic types）的观念，一个普遍男性（Uni-versal Man）与一个普遍女性（Universal Woman）构成平衡——这种性对称（sexual symmetry）据说不证自明地源自生物学和心理学。例如，弗洛伊德就持有一种解剖结构即命运的观点，而荣格（1926）竟然发展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普遍原则，他把它们表达成“阿尼姆斯”（animus）和“阿尼玛”（anima），是性别身份不可化约的核心。西方文学与哲学充斥着这类基本的、据说永恒不变的二元论（Bakan，1966）；它们还见于某些亚洲宇宙论中，比如中国的“阴”与“阳”，以及哲学层面和科学层面数不胜数的二元对立中（Ortner，1974）。

还有比性更匀整的对立吗？我们过去对男性气概持有的看法往往是对就男性与女性的“天性”和“原则”所持的对立看法的简单反映。这种看法在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那里得到了部分支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认为男性气质的攻击性，包括对其考验及其证明，都不过是男性解剖结构与荷尔蒙导致的结果：男性之所以寻找挑战，是因为他们天生具有攻击性。他们就是那样，女性则相反。

然而，我们审视性别角色（sex roles）的方式在过去20年里发生了剧烈变化。对许多人来说，性别二元论与性对立肯定业已过时，而性的普遍原则与生物决定论亦复如是。其部分原因，除了在于最近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对静态结构二元论的远离之外，还在于过去二十年里的女性主义革命。女性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对性思维的两极模式发起的攻击，动摇了这一二元论大厦的根基；但平心而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固若金汤、无法攻击的。比如，弗洛伊德和荣格都认可每一人类心灵中都存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内在混合。

虽然荣格区分了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但他的功劳是，他承认，所有人都存在阿尼姆斯和阿尼玛；而双性（bisexuality）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精神论断的基本原则。弗洛伊德评论道，在每个人的内部，“纯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无论是在心理意义上，还是在生理意义上，都无法找到。相反，每一个体都表现出了一种混合特征”。

有些女性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认识到了社会性别概念在理论上的武断与生理性别角色在经验上的趋同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因此，解决矛盾的解释浮出了水面。现存的那些解释有趣且有用，在逻辑一致性方面，我不会对此发起批驳。但我认为，这种设问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其中大多数解释都可归结为一两种表达方法，这些方法在思想观念上都让人满意（这取决于个人的视角），可这些方法在分析层面上都没有带我们走得远些。

首先，该问题由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用一种纯粹冲突论的典型方式提出。他们认为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具有一种全然剥削性的功能。不可避免的是，他们会因此问道，何人得益？鉴于许多男性意识形态都包括社会性别压迫（gender oppressiveness），或至少是等级制（在西方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的视野下）这一要素，这些激进分子当中有部分人会把男性气质的意识形态（masculine ideology）看成压迫女性的伪装或合法化证明。他们会将男性意识形态（male ideology）视为权力关系的神秘化，将其视为错误意识。该解释对某些案例来说或许是正确的，至少作为部分解释而言如此，尤其是在某些极为强调男性统治的父权制社会中。

但是，它无法充当普遍的解释，因为它不能解释某些社会的男性需要为男性气概经受考验的例子，而在这些社会中有着相对的性别平等。我们业已在非洲的布须曼人那里见识到了这种情形的一个例子（Thomas，1959；Lee，1979；Shostak，1981）。虽然这些非性别歧视的“觅食者”经常为女性主义者提及，被看作性别平等主义（sexual egalitarianism）的模范（Shostak，1981），但是，布须曼人的男孩必须凭借高超的狩猎技巧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他们还必须要经受耐力与技巧的考验，女孩则被排除在考验之外。因此，若男性气概的概念在这些社会中没有压迫功能，那么，又是什么在起作用？冲突论的支持者似乎漏掉了些什么。

《男性的衰落》，[英]格雷森·佩里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版。

第二种典型的解释同样是还原论的（reductionistic）。第一种是生理/进化观点，它认为，男人之所以会担忧男性气概，是因为进化的压力使他们天生如此。我们一度都是猎人，而且我们的成功以及群体的存活与扩张都取决于我们发展自己在基因上天生的“男性气质的倾向”，攻击性和男性纽带（male bonding）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社会生理学的论点又一次在特定案例中显示出解释力，最显著的是在暴力的父权社会中；但它要作为普遍解释则明显有误，因为存在许多“有攻击性的”狩猎从来不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男人不会为了经济目的建立纽带，暴力与战争则遭到贬低或不为人知，然而那里的男人至今依然关心展示自己的男性气概。

第二种是基因还原论（genetic reductionism），这是一个关于男性精神发展的标准的精神分析式的论点。它直接立足于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及其衍生概念，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y）的正统式解读。这一正统式解读最近遭到了一种新弗洛伊德主义观点的挑战，后者强调男性发展的其他方面，在我看来，它比起前者要强而有力得多，我稍后也会回到这一观点。这一标准的精神分析观点认为，因为在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经受身份认同方面的俄狄浦斯创伤，各地的男人都在抵抗阉割恐惧。男性气质崇拜与理想则是在抵抗这类恐惧时建立起来的补偿。

在这一观点中，男性气质的规范从个体精神由内向外投射至文化的显示屏上；公共文化则是夸大了的个体幻想生活。我认为这一解释在某些案例中是有益的，不过是多余的。更为有害的是，它没能赋予强化男性遵从男性气概理想的社会约束条件以适当的权重；正如我们将要看见的那样，男孩们必须得到社会约束力的鼓励——间或实际上是胁迫——以努力获得文化上界定的男性气概。若是任由他们自己，他们兴许便不会这般行事了。因此，该解释无法单独基于精神投射之上。

此外，正统的精神分析观点在普遍性层面上也被证明有误，因为存在男性气概文化的经验性例外。有一些社会，它们不在获得一种具有男性气质的形象（a masculine image）的过程上加诸常见的压力；在这些例外的“中性”社会当中，男性得以免除证明自己的需要，而被允许过着一种基本上是男女不分的生活，关键在于，他们认为这种生活两相适宜。因为这些例外情况的确存在，男性气质谜团的答案必须拥有社会这一面向，因为形式上的变体无法基于诸如阉割焦虑这样的心理常量（psychological constant）得到解释。

对“退行”的恐惧：追求男性气概的一种后弗洛伊德主义解释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不得不呼唤某些男性性心理发展（male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的替代模式，以便考虑社会及相关因素。一种我认为有用的男性气质心理学理论，有部分来源于后弗洛伊德主义的人格心理学家（ego psychologists）近来的著作。此处，这一基本观念关注男性气质起源的问题，而这种男性气质是被作为一种区别于女性气质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范畴。人格心理学理论始于这一假设，即所有的婴儿，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得建立初级的认同（a primary identity），并与养育他们的至亲——母亲建立起社会纽带。

该理论已经与经典的弗洛伊德式假设分道扬镳，后者认为男孩从一开始便拥有一种男性身份（a male identity），并且与母亲有着自然的异性恋关系，这种关系在俄狄浦斯式冲突中达到顶点，而男孩作为男性的身份是不证自明的和毫无内在冲突的。这个新理论继续假设男孩与母亲有着早期的、延长的统一体关系或精神融合，弗洛伊德（Freud，1914）曾在“初级自恋”（primary narcissism）之下讨论过它，初级自恋是婴儿没能区分自我与母亲的一个时期。其论点则是，孩子出生时与母亲的身体性分离（physical separation），并没有同时带来具有同等严重程度或终结意义的心理分离（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当孩子成长时，它会抵达一个关键门槛，马勒称其为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在这个节点，孩子同母亲在精神上分离意识的与日俱增，与身体逐渐增长的移动能力和独立行动的运动练习（比如行走、说话、摆弄玩具）结合起来。这些独立的行动得到了社会意义上的奖励，奖励者既有父母，又有别的群体成员，他们希望见到孩子成长（Erikson，1950）。男孩与女孩都会同样经历分离、自我激励、鼓舞和奖励，以及原初人格（proto-personhood）等磨炼阶段；都会变得善于接受社会要求的符合社会性别的行为。然而，根据该理论，男孩在分离－个体化阶段的严酷考验中会遭遇到特殊问题，这些问题会阻碍他们更进一步地朝独立的自我（selfhood）前行。

弗洛伊德

对男孩来说，特殊问题在于其同母亲的原初精神统一有着不同命运。成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还带来了社会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方面的类似感觉——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在多数社会中，每一个体都必须不均等地选择一个或另外一个，为的也是成为一个独立而自主的人，被同龄人认可，因而得到接纳。男孩在这一点上遇到的特殊问题则是克服此前与母亲统一的感觉，以便获得一个独立的、由他的文化定义为有男性气质的身份——这是一项努力，在功能上不仅等同于精神分离，而且等同于创造一个自主的公共人格面具（public persona）。

根据这一理论，女孩没有经历如此尖锐的问题，因为她的女性气质因她与母亲之间最初的共生统一而得到强化，因在其形成自我认同之前就存在的，并由（在她自己拥有母亲身份时终结的）对母亲的认同而得到强化（Chodorow，1978）。在多数社会中，小男孩独立的自我感必须包括区别于母亲这一感觉，既在自我认同（ego-identity）上，又在社会角色上同母亲分离。因此，对男孩来说，分离－个体化的任务就是扛起额外的负担和危险。

罗伯特·斯托勒（Stoller，1974：358）曾经简洁地陈述了这个问题：尽管真相是男孩的第一爱恋对象是异性恋的（母亲），但他必须做出了不起的行为实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将自己的身份与她的身份割离开来。因此，整个变得具有男性气质的过程从小男孩子诞生那天就是受到威胁的；他那仍然有待创造的男性气质因为最初与母亲之间既初级又深切且原始的统一而陷入危险境地，而这种充满幸福的、贯穿整个人生的体验充当了一种中心点，这种体验埋藏在一个人身份的核心之中，但依然生机勃勃，能引人倒退至原初的统一。那就是潜伏在男性气质当中的威胁。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男孩必须做出了不起的行为。他必须通过一项考验；他必须打破自己连在母亲身上的枷锁。他必须得断绝自己与她的纽带关系，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道路。他的男性气质因而代表了他与母亲的分离，他来到了一个新的、独立的社会位置，这一位置被目为跟她的位置不同且对立。在这一观点中，对男孩的成长构成主要威胁的，不仅仅或主要不是阉割焦虑。男孩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对严父的单向度恐惧，而是对母亲那模棱两可的幻想－畏惧（fantasy-fear）。根深蒂固的幻想即回归至最初与母亲的共生。无法分离的畏惧则是，回归至与母亲的统一将压倒一个人独立的自我。

近来，有些后弗洛伊德主义者用这些新观念武装自己，开始愈发明确地关注崇拜男性气质榜样的谜团。作为与母亲统一的幸福体验在幻想中为人所感，并得到了保持。它们是如此强大地吸引男孩退行至孩童阶段，远离自主的男性气概会经受的挑战。在这一观点中，为男性气质奋斗是一场对抗这些期盼退行的希望与幻想的战役，是挣扎着要放弃对孩童在经历堕落前的恬静生活的热望。

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追求男性气概即一场“对抗稚气的起义”。斗争明确是在“对抗退化”。这一修正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打开男性气概规范和理想的谜团之心理意义上的钥匙。显然，阉割恐惧从个体的视角来看也很重要。但是，男性气概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心理内部的，它们还是在多数社会当中被制度化了的、作为指导形象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为了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男性气概的含义，为了认识它的社会而非个体功能与原因，退行是需要考虑的更为重要的变量。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总的说来，退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说是一种更加严重的威胁。正如我们将看见的那样，退行，不仅对个体而言无法接受，而且对社会运行机制来说同样如此，因为多数社会都支持参与式的、奉献式的成人期（adulthood），要求放弃逃避现实的愿望。尽管阉割焦虑可能是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对社会连续性（social continuity）却没有任何这类总体意义上的威胁。总而言之，男性气概形象可以从这个后弗洛伊德主义视角出发，阐释为对内在永久的孩童的抵抗，对幼稚的抵抗，对有时被称作彼得·潘情结的事物的抵抗。

作者丨[美] 大卫·D·吉尔默

摘编丨刘亚光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刘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