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坚冰正融。中国有望采取经常居住地为依据的户政管理政策，为非户籍人口提供更为公平的服务。这一定会鼓励人口流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经济体，也会让常住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为何户籍政策变革，会成为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户籍制度貌似和市场经济相距甚远，其实两者密切相关。人是经济等一切活动的主体，解放生产力，离不开人的解放。

回溯改革开放之前，户籍制度对人员流动限制颇多。人们被“捆”在某个村庄的田地里、某个街道的厂房里，户籍和工作生活地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人员流动频繁，人们可以追随各种信息到不同区域寻找机会。这让用工更为灵活，也让人员流动到更能创造财富的地方。

但户籍制度没有作出大的变革。不少城市外来人口占一半以上，这些人口给城市创造财富，但因为户籍原因，却和这个城市没有太大关系。而城市在医疗、教育、警务等公共服务方面，是按照满足户籍人口需求配置，这给城市治理造成困难。

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教育，不少在城务工人员子弟无法跟随父母上学，从而造成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陪伴，割裂了亲情，成为社会问题。和户籍制度挂钩的还有住房、医疗、社保等，外来人口无法公平融入城市生活。

在某个地方居住一定时间，更能反映和一个城市连接程度，更能及时反映人口流动趋势。有些人虽有某城市户籍，却长久不在该城市居住，用居住时间作为判断标准，可以让城市规划更科学，让居民更被尊重，也可以更容易决定到外地寻找工作机会。

《方案》还明确，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不在试行之列。超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特大城市是市区常住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的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等10个城市。也就是说，按照2019年标准，在这16个城市之外，都适用该政策。

按2019年标准这16个城市不在适用之列，是因为这些城市本身规模已足够庞大，资源聚集效应明显，如若适用这个政策，可能会加剧人口聚集。该政策适用500万以下人口城市，人口分布会更为合理，从而优化城市布局。

本文源自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