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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重庆,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亲自迎候一名中共党员,并将他送到了一座豪华的山庄别墅,刚递上茶水,便有一人缓缓而入,他身着简易军装,对眼前这人满脸堆笑,说:“承志兄,我与你近20年不见面了,今天会见,我很高兴。”这人正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而他对面站着的,是廖承志。 对蒋介石,廖承志再熟悉不过,他的父亲、母亲曾经与蒋介石甚至孙中山都是至交好友,同是在乱世中共同奋斗过的热血青年。 廖承志对蒋介石的话没有半点兴趣,并进行了激烈的反击,蒋介石看他软的不吃,便直接放出狠话“我原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可是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后悔!” 逞凶斗狠,能恫吓住天不怕地不怕的广东仔吗?廖承志大声喝道“我是决不会后悔的!我活着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死做中国共产党的鬼!”蒋介石看廖承志真的软硬不吃,但是还有心挽留,可廖接着说“刀也罢,枪也罢,我洗干净脖子等着。”蒋介石彻底没了办法。 这一年是1945年,廖承志已经被国民党关押整整四年,可这在廖承志生命中,被捕关押似乎已成了常态。据《廖承志传》作者铁竹伟统计,廖承志一生七十五年,坐了七次半牢。按坐牢时间算起来,平均七天他就有一天被囚禁。廖承志笑谈,自己是“国际坐牢专家”。 可以说,廖承志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可在很多时候,他完全有机会选择更加惬意的生活,但他在追求民族解放,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而廖承志的坚韧之心,要从他小时候说起。 廖承志原籍广东惠州,1908年他生于日本东京,之所以生于异国他乡,是因为廖承志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都在东京留学。彼时革命党的活动在东京搞得风起云涌,廖仲恺、何香凝都是中国同盟会的最早的会员,当之无愧的辛亥先烈、党国元老。 所谓望子成龙,他们希望儿子能继承先辈革命遗志,于是起名为“承志”。小时候,廖承志体型较胖,他的母亲何香凝就爱叫他“肥仔”,这个没好气的外号竟然伴随了他的一生,以至于在革命的艰苦时期他瘦削的都快不成人样了,人家还叫他“肥仔”。 廖承志童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在日本度过,直到11岁那年,他才真正地离开日本,回到自己的祖国。但廖承志可能没想到,虽然他离开日本,可与日本的缘分并未从此中断,甚至伴随着他一生。而他面前的这片名叫祖国的“沃土”,正满目疮痍、遍体鳞伤。 经历了民初的乱象后,辗转到了1924年,北伐战争就在这一年打响。而他的父亲廖仲恺作为革命元老,陆续有了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
可以100%肯定地说,廖仲恺是当时国民党自孙中山以下,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但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一年后,中国的革命态势随着两个人的相继离世而乾坤倒转。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病去世,国民党内部迅速分化为左右两派,右派以胡汉民为领袖,主张国共分裂;左派以廖仲恺为领袖,主张国共合作。 两派的斗争在不到数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计划,进而图穷匕见。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和何香凝像往常一样去开会,路上并未遇到凶险,可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时,枪声却响起了,廖仲恺随即倒在了血泊中。 当廖承志从学生运动中抽身赶回时,看到的只是躺在床上父亲的遗体。从这张存世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这张稚嫩的脸庞。这时候的廖承志只有区区17岁,就历经了丧父之痛。 悲伤之情溢出了照片,让百年后的人们看完仍然唏嘘不已。 其实就在廖仲恺遇刺身亡的几天前,就有人提醒廖仲恺要多加提防。提醒他的人是当时的同为“左派”的汪精卫。汪精卫在开会途中,悄默声地给廖递了一张小纸条,提醒他已经被盯上了,有人想要加害于他,但是廖笑了笑,说了句“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 后来,国民政府组成的“廖案检查委员会”调查发现,暗杀的始作俑者是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蒋介石借助该事件,将胡汉民驱逐出国,并收编右派部队,最终掌握军事大权,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此时蒋介石年仅39岁,廖承志18岁。 蒋介石成为两派斗争的最大胜利者,上台之后,他立马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整个中华大地上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蒋介石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中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彻底抛掷脑后,面对此种情形,廖承志失望了,他看到了蒋介石的蛮横、国民党的腐朽,他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呆下去。1927年廖承志脱离国民党。从这里开始,廖承志的革命道路才真正开始,他的“被捕生涯”也拉开帷幕,此时的廖承志,刚好19岁。 脱离国民党后的廖承志,回到他的出生地——日本——完成他的学业。他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昔年是他父亲毕业的学校,不过时光荏苒,东京仍然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胎动之地。廖承志参加了共产党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并接触了大量社会主义思想,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 而他,也“荣幸”地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廖承志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日本当局抓进拘留所,但是由于当局证据不足,在一个月之后不得不释放廖。 就在廖承志就读早稻田大学不久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的魔爪猝然伸向了中国。1928年5月,日本打出保护侨民的由头,派驻大量军队进驻济南青岛以及胶济铁路等地区,企图诉诸武力阻止战争。 国民革命军对日军的该行为做出严正交涉,可前去的交涉员被日本切去耳鼻,然后枪杀,随后日军攻击国民革命军并占领济南,在济南烧杀抢掠。在此次事件中中国军民一万七千人被屠杀、两千余人受伤——史称:济南惨案。 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廖承志到处奔走,组织并成立了反日大同盟在日本街头抗议,结果日本当局震怒,再次将廖承志抓进拘留所,并将其驱逐出境。 几个月后,廖承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彼时正值中共活动的低潮,廖承志的“逆向而行”,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1931年廖承志被派到荷兰,在荷兰组织海员进行“五一”大游行,和前两次一样,廖承志再次被捕,随后被荷兰驱逐出境。之后,他离开荷兰来到德国,但在德国第四次被捕,三个月后又被德国驱逐出境,廖承志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被荷兰、德国永久驱逐出境,没有办法只得去苏联。 在廖承志被捕的七次半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后三次半。 1932年,24岁的廖承志学成归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和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次年就因为叛徒的出卖被逮捕。廖承志职位高、任务重要,中共立马联络其他社会人士展开了营救行动,而这次营救廖承志的行动涉及到的人物都是赫赫有名,包括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元老、廖承志之母何香凝,著名大律师及外交家吴凯生,南社创办人柳亚子。除了廖承志,同时被营救出来的还有后来的开国十大大将之一的陈赓。 在法庭上,吴凯生据理力争,为廖承志和陈赓辩护。廖在见到国民党法官时,知道这名法官喜欢嫖娼,有严重的花柳病,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扭来扭去,双手放在腰部,做出要解开裤腰带的姿势,当法官看到廖的动作并询问时,廖答道“这是花柳病啊!”引得全场大笑,给了法官一个下马威。当审判即将胜诉时,国民党带出了一个人——王其良。此人是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但已叛变革命,当庭指认廖承志是共产党,最终法庭决定直接将廖引渡给上海警察局。 另一方面,宋庆龄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执行委员会议,并在会上针对廖承志事件作了发言,讲话声称“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法,为吾国民必争之权利。”凭借强大的影响力,使得社会舆论哗然。 柳亚子从郁达夫之弟郁华那里打听到廖承志有可能即将引渡到南京,一旦如此,那性命难保。在此种危急时刻,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直接找到上海市长吴铁城。 吴铁城自然知道何香凝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以及人脉,赶紧奉上笑脸,道“廖夫人快进来坐。” 可何香凝不吃这套,大声道“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承志哪里是犯了什么大罪,不就是骂了蒋介石几句吗?要说骂老蒋,我骂得最多了。你们不如把我也抓起来吧!” 吴铁城汗流浃背,左右为难,赶紧通过宋子文联系蒋介石,最终蒋介石看到此次宋庆龄、何香凝等人都如此卖力,甚至将事情做大弊大于利,于是回复“你们看着办吧,不要搞得不可收拾。”就这样,廖承志算是结束了他的第五次被捕生涯。 廖承志对于苏区的向往使得他化名“何柳华”前往川陕苏区,何柳华这个名字更是有一番韵味,廖承志用了母亲何香凝的“何”姓,柳亚子的“柳”,郁华的“华”,这些人都曾经帮助过廖。在诀别前,他给柳亚子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他要“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出走”,但“忠孝不能两全”,只好托付柳亚子照顾自己年老多病的母亲。 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后没多久,就开始了漫长的长征。这时候因为他反对“左倾路线”是,又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国民党”,受了不少苦,还被污蔑为国民党特务。一路上廖承志竟然带着脚镣,一步步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两万五千公里的长征路。 正如廖在长征期间作的《戴枷万里行》写的那样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廖承志和张国焘也算解开了“误会”,让廖恢复了自由。 当然,这并不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帮助廖承志。 此后,廖承志一直负责“外交”工作,即在宣传、统一战线上长期工作。他最著名的工作成果就是在香港办了一个“粤华公司”,即八路军办事处,吸引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包括我们熟知的乔冠华(重返联合国、乔的笑还记得吗?)。 常在刀剑游走,难免再度身陷囹圄。 1941年香港沦陷,一大批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性命危在旦夕。周恩来命令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友人送往内地安全的地方,而直接负责这次行动的,正是廖承志。 这次行动被文化界人士称作是“抗战以来共产党组织的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史称——港九大营救。近千名文化名人、国际友人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假扮为乞丐、流民,在香港“人间蒸发”,一下让日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人是都救走了,组织救人的廖承志却没“撤走”。 1942年5月,又因为叛徒的告密,廖承志在广东乐昌坪石镇被国民党逮捕。 此时,廖承志的儿子廖晖才刚刚出生。国民党并没有单纯对廖承志进行关押,更多的是威逼利诱,要廖承志投降。 国民党的忌惮其实很好理解,廖承志的父母毕竟是党国元老,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处决一个拥有这样身份的人物,当然是蒋介石忌讳的。 国民党先是在半夜找人将廖承志抬走,并放声说要枪决他,可廖承志不为所动,甚至毫不害怕,军统只得作罢。随后他们竟然用上了“美人计”,军统的特务将一个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押解到廖承志面前,和他关到一个牢房,该女子声称自己是因为参加抗日救国才被捕入狱,并且大献殷勤,随时准备伺候廖承志,可廖始终不为所动。之后就说“你这个小姐对鄙人这么有兴趣吗?”,然后那女子好似撒娇,说道“你不应该做和尚,该出山了。” 听到此话,廖直接反驳“我做和尚不错啊,天天有你这个尼姑看一看,很好。”那女子自知自己已经没有机会,晚上被押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国民党的美人计落空。之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只好把这个党国元老的后人关押在监狱里长达4年的时间——直到双十协定的签署,廖承志才恢复了自由身,彼时已是1946年了,廖承志38岁。 廖承志爱画漫画,在漫画中他总是一个“秃头啤酒肚”的糟老头子,和他的帅气外表并不相符,却充满了他的乐观主义情绪。 廖承志最后“半次”则是在那波折的年代。之所以是“半次”,是因为他当时还能在外交部断断续续的工作,还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自由,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保护。1978年廖承志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经历了一系列苦难之后,廖对于国家建设和祖国统一的愿望更加迫切,并积极做出努力。 因为这七次半的监禁,廖承志笑谈自己为“国际坐牢专家”。 后人看他云淡风轻, 留下的照片也常有开怀大笑的。 但真正的苦痛,也可能只有他个人晓得。 建国之后,廖承志所做的贡献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外交”、“华侨”。具体说来,可以总结为“访日本,致台湾”。 历史上,在对于中日友好关系做出过贡献的有鉴真东渡日本,有阿贝仲麻吕造访长安,而在近代,廖承志所做的贡献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并不少于其他人。 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日本的“日本通”,廖承志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长期负责日本事务,还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的会长。1953年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廖承志与日本经过长期磋商,最终双方就侨民归国问题达成协议,这也是中日双方共同的努力,廖承志十分激动,每当有侨民要回国时,都亲自前往迎接。而后廖承志为了能够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联系,带领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派代表团访日,就这样中日友好合作的大门打开了。 而另一方面,日本前通商大臣,大日本水产会会长高碕达之助也在寻找机会与中国接触,他选择的人正是廖承志,1962年,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这份协议并不是官方协议,但是却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双方签署人都在各自政府有任职,这使得中日关系又走到了一个新阶段,而根据这份协议,双方各自在本国开设办事处,日本的办事处就被称为廖承志办事处,这份协议为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及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打下了基础。 廖承志在中日两国的声望极高,无论中日,其都被尊称为“廖公”,日本还追授给他日本勋一等功旭日大绶章,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岐世民评价廖承志时说:
在华侨问题上,廖承志帮助建立华侨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担任第一任暨南大学的董事长。但除此之外,廖承志最关心的还是台湾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对台政策作出重大改变,解放军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地区的炮击,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倡议两岸尽快实行“三通”,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两岸统一,可是蒋经国却依然坚持“三不政策”。 邓小平在这时想到了廖承志,并且授意邓颖超组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让廖来担任这个小组的副组长,同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小平之所以做出如此决议,和廖承志在苏联的经历密不可分。 1930年,22岁的廖承志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在那里,他结识了已经在此学习五年的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长期生活,不仅娶苏联人为妻,还在报纸上公开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蒋经国痴迷于马克思主义,并在苏联加入共产党,两位国民党高层的后代一见如故,一起畅想着共产主义的明天。 莫斯科冬天的夜晚极其寒冷,两人同吃同睡,共同裹着一件大衣畅谈到深夜。可是命运却又如此曲折离奇,蒋经国后被蒋介石叫回国内,让他阅读《总理全集》等书籍进行了所谓的“洗脑”,显然之后的蒋经国早以与廖承志分道扬镳。 但是鉴于这层关系,中央决定给廖承志以重任,给蒋经国写一封家书。由于兹事体大,廖承志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写,但在写之前给中央提出了一个让人议论纷纷的条件。 修缮蒋家祖坟。 这个条件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们没有料到的,廖承志说“我们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祖国统一为己任,要向前看。”廖承志力排众议,亲自部署,将蒋家祖坟修缮一新。 1980年,廖承志的外甥女陈香梅作为白宫幕僚,带来了里根总统给邓小平的信,借此机会,廖承志告诉外甥女“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墓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之后,蒋经国在悼念蒋介石的讲话中这样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很明显,蒋经国心中已经有了些许动摇。 据之后陈香梅回忆说“经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好一会没说话,然后说了句好,我晓得了。” 紧随其后,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了一封家书,开头便是:
之后虽然蒋经国没有回信,而是托人在美国的宋美龄回应,但是蒋经国的心中或许已经有了答案,马上安排了密使前往大陆。截至到1986年10月,蒋经国已经派密使沈城三度北上,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身份与大陆进行信息交流。 在最后一次沈城前往大陆时,蒋经国叮嘱一定要与高层磋商。这一次沈城会见了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临走之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蒋经国。蒋经国读过之后对沈城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紧接着,1987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就这样,阻隔了38年的海峡两岸在廖承志已经其他领导人的努力下终于重新有了联系。 后人在评价廖承志的这封家书时这样说道“这才是真正的一封家书抵万金。” 可遗憾的是,廖承志1983年因病在北京去世,直到最后也没有看到海峡两岸关系的破冰时刻,在此之前,廖承志正式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人选。 正如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廖承志追悼会上所说“正当全国人民期望他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 (参考文献:《廖承志传》、《廖承志画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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