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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最后一天,朋友喊我出去吃饭。我说不去,这天我要留给“娃盟”。 “娃盟”的家长和孩子,每年都在一起跨年。 2020年,是“娃盟”的第15年。 12月31日晚上,二十多位孩子和家长来我家跨年,客厅挤得满满的。 有几个孩子在国外读大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晚上10点多,还有一位妈妈刚办完事,从城市的另一头赶过来。她说,不想错过“娃盟”的活动。 这次跨年活动的主题是“娃盟十五年”。我们邀请每一位“娃盟”的孩子和家长,讲讲这15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最大的感受又是什么? 有孩子说,父母在“娃盟”里的陪伴,才是最好的陪伴。 有妈妈说,“娃盟”弥补了孩子没有兄弟姐妹的遗憾。 有爸爸说,“娃盟”活动中,不仅仅是孩子,父母也在成长…… 分享特别热烈,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多。大家都舍不得离去。 01 半夜才想起孩子们,赶紧进屋查看我、周妈、易妈,都是杭州师范学院数学系的同班同学。我们还是闺蜜。 1995年夏天,我们大学毕业,都当了数学老师。 1999年,易儿出生。2001年,我儿子堂堂出生。2002年,周周出生。 我们平时工作都很忙,没时间陪孩子。好在当老师有寒暑假,我们就商量利用假期,带孩子们出去玩,也算是补偿。 2006年8月,我们去舟山朱家尖旅游。 我和周妈读大学的时候,就比较爱折腾。这次我们没找旅游公司。策划线路、订船票、找酒店,全部自己来。 我们入住了一家海边的酒店。白天,大家一起到海里冲浪,在沙滩上玩沙子、抓小螃蟹。 夜晚,凉爽的风从海上吹来。大人们坐在阳台上聊天,喝啤酒。 晚上11点,我们才想起孩子们。周妈赶紧从躺椅上起来,进屋查看,发现孩子们齐展展地躺在大床上,已经睡着了。 周妈回到阳台上,兴奋地说:“原来带一群娃,比带一个娃要简单多了!” 妈妈们不在,大孩子主动照顾起了小孩子。妈妈们的“负担”大大减轻了。这样的活动真不错,可以继续。 接下来几年,几个好友家庭就经常聚在一起了:搭伴陪娃,一起玩耍,一起成长。 我们给这个组织正式起名,叫“陪娃成长联盟”,简称“娃盟”。 到了2009年,三个孩子都上小学了。我们觉得娃盟的活动应该更有主题,更有计划,于是策划了“娃盟古都游”。先后去了北京、西安、南京,还有杭州本地的一些历史人文景点。 2月,我们首先去北京。易儿刚学过课文《长城》。她拿着语文书,站在长城上大声朗读,引来许多人围观。 为了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我们决定,每位家长负责一个景点的导游,给孩子们介绍这个景点的人文和历史。 8月,我们去了西安。 大雁塔前,易妈给孩子们讲大雁塔的历史。 易妈本来就是老师,普通话特别标准,讲得引人入胜。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还吸引了一大波游客,围在边上“蹭听”。 家长为了给孩子做榜样,都特别投入。平时出力较少的爸爸们,也开始用心地讲解。 家长们在一起,会彼此“照镜子”,看其他爸爸妈妈做得那么好,开始反思自己哪里可以改进。陪娃成长的同时,爸爸妈妈也在成长。 我们在朋友圈分享娃盟的活动。亲戚朋友看到了,觉得很有意思,也加入了进来。 02 孩子第一次去火车站,大人远远跟着前期娃盟的活动,都是父母在张罗。2010年,我们开始给孩子们一些“任务”,让他们独立去完成。 这年暑假,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生存训练”活动,让小鬼们当家。 接到任务卡,孩子们既期待,又紧张。易儿说,我们不是好好活着吗,为什么还要训练生存? 我去上海出差,堂堂说:“妈妈,我们也想去。” 我说,可以,但妈妈要先工作,你们自己来上海找我。 第一个任务:独立去火车站买去上海的车票。 孩子们先来我家。我给他们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注意安全,第二不允许打车,只能坐公交。 他们决定先坐29路公交车,在章家桥站下车,再走路去火车站。 四个孩子结伴出发。我不放心,让堂堂外公远远跟着他们,暗中观察。 他们在章家桥车站下车时,天突然下起了雨。 孩子们躲进公交站旁边的小店,商量了一下,买了两把伞,两个人合撑一把,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售票窗口,买票的队伍排得很长。 每个孩子,排了一条队伍。每个孩子,也只买了自己的车票。大家的座位是不在一起的。 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同时买四个人的票。 然然小朋友特别好玩,买了一张站票。 买好车票,四个孩子结伴回到了章家桥公交站。问题来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坐回头车了。 耗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坐车。躲在暗处的外公熬不住了,跑上前去,说:你们到对面去坐呀! 孩子们才恍然大悟。 第二个任务:到上海世博园根据地图找妈妈。 我先行到上海工作。 孩子们买好火车票后,堂爸陪孩子们坐火车去上海。 工作结束后,我提前到世博园里逛。堂爸把孩子们带到世博园门口,他就躲起来了。 我告诉孩子们,我在哪个场馆。 孩子们买了一幅地图,对照着地图找。 没想到,这些孩子还挺厉害的,世博园这么大,不到半小时,就找到我了。 第三个任务:去河坊街卖报纸和杂志。 六个孩子,分成两组,看哪组卖得多。有位家长是报社的,帮忙批发了一些当天的报纸,还有一些市面上比较少见的杂志。 孩子们做了广告牌,挂在胸前:“社会活动,请多多支持。” 刚卖出几份,城管就来赶了。孩子们和城管打起了游击。城管走了,孩子们就过来卖;城管来了,孩子们就撒腿跑,城管在后面追。 然然事后说:“全世界最可怕的是城管,第二可怕的还是城管。” 最后,第1组卖了160块钱,第2组卖了60块钱。 第四个任务:用卖报纸杂志赚的钱,解决组员和爸妈的午餐晚餐。 我的孩子在第1组,我们一起去丫丫家。 丫妈说,大米我提供,调料我也提供,剩下的东西你们自己买。 小家伙们去买菜,可抠门了,买的都是黄瓜番茄,没肉,说肉太贵了。 丫爸喜欢吃肉,到了晚餐,熬不住了。 丫爸说:“你们冰箱里拿点香肠出来烧烧吧。” 丫丫说:“不准拿,说好的,只能吃我们买的菜。” 丫爸说:“只给我们吃黄瓜番茄怎么行,肉都没有。” 丫丫说:“你知不知道赚钱很辛苦的,有的吃就不错了!” 我们一句道理没讲,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经历,了解了赚钱的辛苦。还反过来给我们讲道理。 第五个任务:骑车环行钱江三桥、钱江四桥、钱江两岸一圈。 除了“娃盟”的孩子,还有堂堂班里的同学参加,一共20多个孩子。 同学们听堂堂说起这个任务,都非常感兴趣,想参加。 堂堂和我说,这么多人参加,他有点不踏实,想先去熟悉下路线。 于是,堂堂和堂爸一起,骑自行车先去走了一圈,确定好路线,算好大致时间,觉得一切没问题了,才把小朋友们召集过来。 03 凌晨一点多,爸爸妈妈去查房2015年,儿子堂堂读初二,娃盟的孩子也大多上初中了。 我问孩子们:你们都慢慢长大了,娃盟活动就不再搞了吧? 孩子们说:不行!最起码要搞到我们18岁。 好吧,那就搞点不一样的。孩子们都大了,家长们决定退居二线,把更多的空间给孩子,让他们自己来。 2月,期末考试一结束,我们就把孩子召集起来。 我说:“今年的活动,我们只给三个关键词:自驾、湘西、七天,至于路线怎么走,去哪些景点,住在哪里,都要你们自己设计。” 几天后,家长和孩子们来我家,开旅游招标会。 孩子们轮流上场展示自己精心策划的方案,家长坐下面听。 有个孩子这样安排:在长沙,一天去岳麓书院,一天去橘子洲头。这两个景点,距离很近,听取大家的建议后改在安排在同一天。 还有一个孩子说,过年期间高速免费,可以假期出行,节约一大笔路费。 孩子讲完,每个家庭出一个家长,给方案打分。最后请一位爸爸代表评委,针对每个孩子的方案,提修改意见。 沈爸,是大学老师,计算机系的。典型的理工男,思路清晰,点评也毫不客气。孩子们和家长们听得频频点头。 沈爸说,沈朵朵的PPT做得很好,用了16:9显示比例。从那之后,每个孩子都记住了:做PPT,显示比例要16:9。 我们又给了孩子两天时间,让他们回去修改,优化方案。 综合了各个孩子的设计方案,娃盟的“湘西之旅”行程就出来了。 “娃盟”的萝卜章,郑重地盖在了行程单上。 小时候,是父母们做导游。这时候,“娃盟”的孩子们不仅要设计线路,到了地方,还要承担导游讲解的角色了。 他们准备得很充分,前期查了很多资料,不管哪个景点,孩子都能详细地说出背后的典故。 这次湘西之旅,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 我们住在酒店。大人们,每个家庭一间。孩子们,男生睡一间,女生睡一间。 半夜一点多,一位爸爸和一位妈妈,去查房。 男生们都睡着了。走到女生房间门口,里面还在叽叽喳喳聊天。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大人敲了敲门,孩子们在里面问,谁啊? 大人说,派出所的。 门直接打开了,女孩子们,一个个穿着睡衣。 第二天上午,我们召开临时会议,由一位爸爸主讲,告诉孩子们,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处理。这是安全教育。 旅行中,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问题能够暴露出来,只有暴露出来,我们才有机会引导孩子们去解决。生活,就是最好的课堂。 04 好不容易卖出了第一只猴子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娃盟”寒假活动是成都游。 我们给孩子布置了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宣传G20峰会,并且集齐50个以上陌生人的签名。 我们做了一面旗子,印着“G20杭州欢迎您”。孩子们必须向陌生人介绍杭州,介绍G20,介绍完,再邀请他们在旗子上签名。 第二个任务:“猴年卖猴”。 这一年是猴年,出发前,孩子们去环北小商品市场,批发了20只毛绒玩具猴。猴子成本价15块一只,销售价是他们自己定的,25块。 他们要把这20只猴子卖出去,赚的钱供整个团(14个人)吃一顿饭。 签名任务,对他们来说不是难事。 上午飞机还没起飞,他们就在机场寻找目标了。第一个签名的是一位大学生,耐心听他们介绍完,就签下了第一个名字。 到了酒店,孩子们在大堂摆起了地摊。宣传G20的旗子在地上铺开,边上摆着几只要卖的猴子。 很快他们就收集了不少签名。但猴子一只没有卖出去。 让陌生人签名,他们是说得出口的。开口“卖猴子”,好难。 下午,我们去“杜甫草堂”,他们把猴子带着。 儿子堂堂壮了壮胆,拿着猴子,凑到一位陌生人身边,声音很轻地问:“猴子要不要?” 对方摆摆手。堂堂一扭头就逃回来了。 连着被拒绝几个,孩子们都没有信心了,一个个愁眉苦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然跟我说,他宁可做10张数学试卷,也不要卖猴子。 有位家长过去帮忙,站在边上喊“卖猴子喽——”立刻被孩子们制止。他们很怕人们异样的眼光。 等我们快逛完了,要离开杜甫草堂了,他们还是一只猴子都没卖出去。 这时候,远处来了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孩子和奶奶,孩子还很小,躺在婴儿车里。 妈妈问:“你们的猴子卖多少钱?” 孩子们说:“25块钱一只。” 妈妈站在那,不说话。 这是第一个主动上门的客户。孩子们很想把这单生意做成,改口说:“要不便宜点,20块钱吧?” 妈妈笑着说:“你们确定一下,到底卖多少钱?” 25块一只。成交。第一笔生意。 孩子们很开心,一群人在那里喊,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神奇的是,第一只猴子卖出去,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卖出去了。 孩子们都很兴奋,太有成就感了。他们终于突破了自己。 “第一只猴子”成交的背后,有一个秘密,我过了好几年才和孩子说。 05 我爸爸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娃盟”刚开始组织活动的时候,爸爸通常是被妈妈拖着去的。 爸爸觉得自己是陪妈妈和孩子出来玩的,热情普遍不高。 堂爸,在“娃盟”里有个称号,叫“算盘子”。不是因为他会管财务,而是因为他像“算盘子”一样,拨一下动一下。 2015年,“娃盟”国庆节活动,去其中一户家院子里烧烤。 我们让孩子当组长。6个孩子分成六组,有人负责接待,有人采购,有人负责烧烤,有人负责节目和活动……组员是大人,由孩子们自己挑。除了烧烤和采购组可以选两个组员,其他组都只能选一个。 算下来一共8个岗位,但有12个大人。这意味着有4个会落选。 这是我和周妈的主意。有些爸爸实在太懒了。如果孩子都不选你,那你自己要想想,到底什么问题? 果然,有几个妈妈很能干,每个组都想挑她们。平时不动的爸爸,哪个组都不要,连自己的女儿都不选。 女儿说:“我不要选我爸爸,我爸爸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干。” 爸爸听了,说:“咳,是该好好反思一下了,连女儿都嫌弃我了。” 随着“娃盟”活动的不断开展,爸爸们互相熟悉起来,成了“夫联”(丈夫联盟)。 “娃盟”一搞活动,爸爸们就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妈妈们也聚在一起聊天,成了“妇解”(妇女解放组织)。 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都没有经验。孩子们在一起相伴成长的同时,父母也可以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很多个情人节,都是“夫联”和“妇解”在一起过的,我们也策划了一些大人的活动:说说你的“第一次心动”,“为爱人手作一件礼物”,等等。 甚至,“夫联”和“妇解”还承担起了“老娘舅”的作用,哪一对夫妻出现家庭矛盾,组织出面调解。 有人问我,娃盟什么时候结束? 我说,等孩子们独立了,我们就结束了。 今年,除了二宝吕朵朵,每个孩子都成年了。堂堂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周周上了英国杜伦大学,易儿考上浙江财经大学,然然上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丫丫上了杭州师范大学…… 也许,等孩子们组建起各自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会组建起新的娃盟,“娃盟二代”就诞生了。我们“夫联”和“妇解”就可以组团养老了。 06 出国留学前一晚,妈妈告诉我3年前的真相2020年最后一天,“娃盟”跨年活动,主题“娃盟十五年”。孩子、爸爸、妈妈轮流分享这十五年里记忆最深刻的往事,还有各自最深的感动。 “猴年卖猴”是被分享得最多的。儿子堂堂分享说: “卖猴子以后,我胆子大了很多,不怕和陌生人打交道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妈妈告诉了我当年卖猴子的一个秘密。 “那是在2019年,我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出国前一晚,妈妈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在成都,第一只猴子是怎么卖出去的吗? “妈妈说,第一个买猴子的阿姨,是妈妈特意找来的。 “我非常感动。原来妈妈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为了不打击我的自信心,她还把真相隐瞒了这么多年……在娃盟,妈妈给了我最好的陪伴。” 听到孩子们的分享,我也很感动。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孩子们也给我回馈了很多。 在杜甫草堂的那个下午,看到对面走来的一家四口。我快步走过去,对那位妈妈说:“前面有几个孩子在卖猴子,他们在社会实践。他们一直卖不出去,自信心有点受打击,能否拜托您去帮忙买一只。钱我出,猴子送给您的孩子当玩具。” 妈妈听完,说没问题。孩子们的猴子生意就这样开张了。 这位妈妈非常好,后来走回来,把钱还给了我。说孩子的活动,一定要支持的。 这个秘密我一直保持到堂堂即将离开家,去上大学的前夜。 “娃盟”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式的组织。一开始,几个家庭都想得很简单,只是为了能陪娃一起玩。玩着玩着,我们才想着要创造仿社会的环境,放手让孩子们去经历,成长,单飞。 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只是站在身后默默支持,直至目送他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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