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古城西安人民爱国抗日热潮空前高涨，1937年10月，由李敷仁、武伯纶、郑伯奇、张寒晖等12名爱国民主进步人士酝酿创办了“以替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话”为宗旨的通俗报纸，立即得到陕西社会各界及有识之士的赞同，于是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发刊，取名《老百姓报》。

　　经费

　　《老百姓报》的经费，先是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教育厅按月津贴150元，后因抗战时期经济困难，津贴时断时续，时有时无，远远不能解决报纸迅猛发展的需求，其大部分开支还得依靠社会支援。这时，西安的邮电、铁路工人、商店店员、书店职工、部队士兵、中小学教员学生及社会名流等人，一再捐赠。两年来共募捐得3000多块大洋。1938年底，报社实在困难得连年关都过不去，杨明轩、韩望尘二位先生闻得，慷慨捐出300元现金，才使《老百姓报》渡过了年关。1939年11月，省党部和教育厅停止津贴，《老百姓报》又支撑不下去了，报社又请董事会孙蔚如、赵寿山、王捷三、杨明轩、杜斌丞、杨晓初、高培支等20名委员开会商议，决定由每位委员(董事)按月各拿出20元资助，使报纸又办了下去。至1940年5月，由于日寇飞机轰炸西安，经费愈来愈拮据，《老百姓报》不得不宣告停刊。

　　影响

　　《老百姓报》从1937年11月12日至1940年5月16日两年半时间，共印113期，发行100余万份，编印小丛书15种7万余册，传入全国13个省。在《老百姓报》的宣传影响下，桂林办了《新道理》报；河南省办了《国民》旬刊；溆浦办了《人人看》；山西省和甘肃省也都办了《老百姓报》等同类刊物。国内外先后有180家报刊与之交换刊物，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可谓“洛阳纸贵”，誉满中外。《老百姓报》不光在国内吃香，起到了宣传民众坚持抗战的进步作用，而且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传到苏联、芬兰、瑞典诸国；澳门的《佛光》杂志、香港的《中国呼声》把《老百姓报》翻译成外国文字介绍到海外各地。瑞典的世界语刊物《东方呼声》把《老百姓报》译为瑞典文在《北方报》等3家报刊上发表，莫斯科在当时选订中国刊物共14种，《老百姓报》是中选者之首，可见其影响之大、声誉之高是多么惊人呀!当时社长李敷仁先生曾有一诗记述：

　　忙里春将去，空中厌飞机。

　　但闻隔河炮，未停手中笔。

　　逸事

　　办报的人全都是些贫寒的教书先生，写文章容易，可是手里没权，腰包没钱办事就难上加难了。于是大家商量：“各尽其能，有智出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争取外界资助”。正在着急时刻，适逢武伯纶先生喜添了个千金女儿，仲华先生添了个小男孩儿，真是双喜临门，天赐良机。武伯纶突然提议给两个孩子请客做满月，大家莫名其妙，有人说：“事到为难处了，拿啥钱做满月？”武先生胸有成竹地继续说：“弥月之喜一定要做，收礼不待客，将收来的礼金全部捐给《老百姓报》作本钱，何乐而不为?”这时大家都乐得称赞这个主意出得好。请柬一发，果然灵验，两个孩子的礼金竟收到二百多块银元，他们没办一桌酒席，为办报纸解决了大难，这件事成了千古佳话。